巡撫陳寶箴、臬司黃遵憲更在這種氛圍的激勵下，力行新政。一麵大力開發地方資源，鼓勵創辦企業。湖南礦務總局、湖南水利公司、化學製造公司、和豐火柴公司、寶善成公司也相繼在省垣長沙開辦起來。又有紳商與湖北同人合作，辦起了有線電報站，小輪船公司。一麵又設立課吏局和保衛局。課吏局以培訓官員為主要內容，保衛局則以維護社會治安為職責。
在教育、社會團體、經濟與政治各方麵一派新氣象的同時，湖南的報紙更是辦得有聲有色，影響巨大。
早在光緒二十三年四月，由學政江標發起，唐才常任編輯的《湘學報》便在長沙創刊。《湘學報》以《時務報》為榜樣，旨在使讀者周知世局，破除成見，達到開民智而育新風的目的。
《湘學報》為旬刊，每十天出一份報紙，分史學、掌故、輿地、算學、商學、交涉六大門類，較多介紹國外的情況，又常有唐才常等人的時事評論，對開啟湖南的新風氣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梁啟超來到長沙不久，學政江標調離湖南，接任者即徐致靖的長子徐仁鑄。梁啟超和徐仁鑄都認為十天一報與當今世界的快速發展極不相宜。梁啟超說得好：“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舊，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舊。”於是又在湖南創辦《湘報》，每日一報，熊希齡又請陳寶箴將非機密的政府公文公牘隨時在報端刊發。《湘報》團結當時三湘一批時代精英，他們在報上宣傳愛國，倡導救亡，鼓吹維新，批評時弊，在社會各界的影響力上，又大為超過《湘學報》。
然而這一切卻引起了湖南另外一些人的反感，這些人中的積極者大多在士紳界，他們的大本營則是嶽麓書院。
位於長沙城湘江西岸嶽麓山下的嶽麓書院，創立於北宋開寶年間，匾額“嶽麓書院”四字乃真宗親手所書。北宋書院繁盛，當時各省都立有書院，然而在後來的歲月裏，或毀於天災，或敗於管理不善，很少有存在三五百年以上的。惟獨嶽麓書院，九百年來一直杏壇高築，弦歌不絕。書院不僅保持北宋開辦之初的麵貌，而且在元、明、清各朝都有所擴大。
這裏培養了數不清的顯宦名士，光是鹹同時期的中興名臣，就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李元度、劉蓉、劉長佑、曾國荃、劉坤一等一長串名單。在造就人才的同時，嶽麓書院也以其獨特的優勢釀就了一種學問一種文化，即人們所熟知的湘學或稱之謂湖湘文化，然後又通過這種學問文化熏陶化育成千上萬的三湘士子，形成一派獨具特色的湖湘風尚。嶽麓書院於是便成了湖南官紳士子心目中的泰山北鬥，獲得“瀟湘洙泗”的美譽。它以大門上的楹聯“惟楚有才，於斯為盛”，向世人高標書院的自信和自傲，以“道南正脈”的講堂橫匾宣布它儒學正宗的崇高地位。
由於朱熹曾做過它的名譽山長，也由於張栻、真德秀、李東陽、王守仁做過它的教習，所以，嶽麓書院對山長擇人甚嚴，非做過大臣、或在學術界有著大影響的人不可。對教習也要求甚高，不是品性敦厚學有專長的宿學，絕難在書院謀得一個教席。
當今的山長王先謙便不是一個等閑人物。這位字益吾號葵園的長沙人，乃翰林出身，做過江蘇學政、國子監祭酒，曾因指責慈禧太後而以直聲享譽士林，又以著作等身號稱大儒。
四年前在一片眾望所歸的呼聲中王先謙由京師回到家鄉，接掌嶽麓書院。四年來，他從四麵八方延聘不少名流來書院任教，又整飭教規，嚴督學生，把嶽麓書院治理得有條不紊，名氣更大。
王先謙和他掌管的嶽麓書院一向執湖南學界之牛耳，現在突然來了個梁啟超，冒出了個時務學堂，大受時譽讚揚，又何況梁啟超不過一個二十多歲的布衣，時務學堂連師帶生不足百人，這如何令王先謙和嶽麓書院的師生心裏服氣。更有甚者，梁啟超在時務學堂公然鼓吹乃師的那一套學問，說古文經書是偽學，堯舜禹湯，盡皆孔子的臆造。又宣揚什麼君權輕民權重，民權更勝過君權，國家大事要付諸議院討論，還要廢八股罷科舉，憑西學取士，等等。
一向視綱常名教為安身立命之所，以科舉功名為進身之途的王先謙和他的同仁及學生們如何能容得下這種大逆不道、數典忘祖的邪說謬論，遂在長沙城掀起了衛道翼教的風潮。王先謙這一派有一個得力的支持人，此人名叫葉德輝。葉德輝的父親本是江蘇人，後來定居湖南湘潭，葉德輝便也以湘潭人自居。他考中進士後分發吏部任主事，但不樂於在京城做官，更喜歡做個自由自在的文士，遂回到湖南住在長沙，一邊做他的校勘版本目錄學問，一邊印書賺錢，養家餬口。他的學問做得好，販書業也做得好，是長沙城裏一個大名流。他也很看不慣湖南的新變化，遂和王先謙沆瀣一氣，組成聯盟。這樣，反對派的勢力就更大了。
新派利用《湘學報》、《湘報》和時務學堂為陣地，舊派利用嶽麓書院為堡壘，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論爭。
這一天，《湘報》刊登了一篇署名為易鼐的文章。文章說，要將中國由弱變強，有四種辦法可以采納，一為改法以同法，二為通教以綿教，三為屈尊以保尊，四為合種以留種。並解釋說，改法即西法與中法相參，通教即西教與中教並行，屈尊即民權與君權兩重，合種即黃人與白人互婚。易鼐這篇文章如同在本已沸騰的油鍋裏澆上一勺冷水，頓時濺起滿鍋油浪，湖湘士人都被這篇文章攪得鬧騰騰的。舊派則更是抓到一個大把柄，對《湘報》及其背後的支持者大加抨擊，葉德輝義憤填膺，斥之為無恥之甚。
十多天後，張之洞在湖廣總督衙門裏也讀到了這篇文章。對於湖南的新政和《湘學報》、《湘報》，張之洞從整體上是支持的，並指示湖北各級衙門、各大學堂都要訂閱湖南的兩報，又多次在譚繼洵的麵前，借稱讚他的兒子來肯定湖南所發生的變化，甚至建議譚繼洵回湖南去住上個把兩個月，一來省親，二來借鑒。但譚繼洵並不認為湖南值得效法，每以年老體衰為辭婉謝，令張之洞拿這個老資格的官僚真正一點辦法也沒有。
今天突然看到這樣一篇言論乖戾的文章，他心中很是憤慨。合種已是貽笑大方，屈尊、通教更是不忠不敬，倘若被人周納羅致，扣上一頂謀逆的大帽子也並不過分。而這篇文章出自自己所管轄的湖南，又登在自己所稱讚的《湘報》上，一旦追查下來，豈能脫掉幹係？他提起筆來，給陳寶箴寫了一封信：湘中人才極盛，進學極猛，年來風氣大開，實為他省所不及。惟人才好奇，似亦間有流弊，《湘學報》中可議處已時有之，至近日新出《湘報》，其偏尤其。近見刊有易鼐議論一篇，真正十分悖謬，見者人人駭怒。此等文字遠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為亂階，且海內嘩然，有識之士必將起而指摘彈擊，亟宜諭導勸止，設法更正。
寫完後，他想此事緊急而寄信慢，於是便交給電報房，作為電報發到長沙。
陳寶箴接到總督衙門發來的電報，不敢怠慢。他一麵轉告《湘報》的主持人熊希齡，望他以此為戒，今後再不發這等言辭激烈的文章。一麵親自給張之洞回電，承認自己職守有疏，今後要嚴格督促，兩報少發議論，多錄古今有關世道名言，效陳詩諷諫之旨。見湖廣總督親自出麵嚴厲指摘，長沙城裏的守舊派，莫不彈冠相慶，鹹欣欣有喜色。
王先謙指使他的學生大量搜集梁啟超等人在時務學堂的出格言論，以及《湘學報》、《湘報》上所發的不軌文章，讓他們以嶽麓書院“學士輯錄”的名義給湖廣總督衙門寄去，以求得張之洞更大的支持。
張之洞收到了這份告狀式的“輯錄”後，發現梁啟超等人原來在時務學堂發表了許多與朝廷的旨意相悖、與自己的觀念相反的言論，想起他對這位後生輩的逾格接待和多次公開揄揚，背上不禁沁出冷汗，心裏頗為後悔。這時京城裏各種信息也從不同渠道流向督署。初夏的武昌城，如往年一樣的草長鶯飛，百花爭放，但在張之洞的心頭上，卻如同暮冬般的密雲籠罩，陰霾沉甸。局勢的進展如何，他難以預測。
他給在戶部供職的仁權發去電報，要兒子迅速找到楊銳，將京中的情況如實告訴他。兒子回電，說會見了楊銳。楊銳說他和楊深秀都認為皇上即將重用康有為，在全國實行維新變法的新政。又說兩湖已引起皇上的重視，勢必成為今後全國的模範。電文還轉述楊的話：有跡象表明皇上將召老師晉京擔當大任，望早作準備。
張之洞看到這份密電後，心裏矛盾交錯，難以拿定主意。若按《湘報》、《湘學報》的辦報傾向和梁啟超等人在時務學堂的奇談怪論，以及嶽麓書院師生所申述的道理，可以立即通知陳寶箴迅速刹車，懸崖勒馬。至少，兩報隻能登正論，而不得亂發議論，時務學堂隻能傳道授業而不能再鼓吹民權。
甚至也可能按照書院派的主張，關閉兩報，遣送梁啟超離湘。但是，假若楊銳、楊深秀所說的是真的，皇上真要重用康有為在全國立行新政，那麼梁啟超也便即刻獲大用。一旦實行新政，仿照西方，那麼民權也好，立憲也好，合教合種也好，也都不是完全不可以談論的話題。形勢嚴峻，問題尖銳地擺在眼前：假若倒向舊派一邊，維新派一旦上台掌權，不但不可能晉京獲大用，說不定連湖廣總督的位置也保不住；假若倒向維新派，若萬一變法失敗，守舊派得勢，則自己有可能變為倡亂的頭領，闖禍的魁首。熟諳曆史的張之洞知道，曆來革新變法都少有成功的，一旦失敗，下場極為悲慘。商鞅車裂，半山放逐，江陵鞭屍，便是典型的例子。
怎麼辦呢？要麼索性保持沉默，置身事外，遠離漩渦，明哲保身吧！張之洞細細一想，即使這樣，也是辦不到的。多年辦洋務、抬西學，最近一段時期，又與康有為、梁啟超等多有交道，在一些人的眼裏，自己可能早已被列為新派的人。維新不能成功，自己決然擋不住舊派的清算。那麼幹脆明朗地表示，站在新派一邊。但是，他們的種種主張和做法又並不為自己所全部認同首肯，從嶽麓書院師生激情慷慨甚至帶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情緒看來，新派要想取得大多數人的讚同，怕也困難。
怎麼辦呢，怎麼辦？張之洞反複思忖著，推敲著，一時陷入進退維穀，左右兩難的境地。他想：假若子青老哥、閻丹老他們在就好了。他們都曾在最高層呆過較長的時間，對太後、皇上和滿蒙親貴大臣較為注意，這樣一場關係全局的大事，他們會因了解內情而比局外人看得清楚些，高遠些。可惜，他們都先後故去，不在人世了。這個時候，他又想起了桑治平。桑治平攜帶秋菱，離開總督衙門至今將近兩年了。近兩年來，他曾多次想起這位與他朝夕相處十多年的摯友兼兒女親家，想起桑治平幫他出謀畫策、排憂解難的種種往事。他相信桑治平的離去，確乎是出於情感的原因，但也有可能出於別的緣故。他很想能在哪天，突然再見到老朋友，大家放開心胸來暢談一次就好了，但現在一去兩年竟然杳無音訊！桑治平他究竟現在將家安在何處，是回故鄉了，還是寄寓在另一個地方？此刻，倘若桑治平在身邊的話，他一定會有一些很有價值的看法。張之洞頓時有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可商大事的人太少了！
張之洞一麵密切關注著京師和湖南的動態，一麵在苦苦思索著：在這山雨欲來的前夕，怎樣才能最好地度過即將到來的暴風驟雨？
這時，有一個人突然來到武昌，他無意間給張之洞廓清迷茫，點明津渡。此人便是他的姐夫鹿傳霖。
鹿傳霖本是一個官運極亨通的人。他曆任河南巡撫、陝西巡撫，光緒二十一年又擢為四川總督。郎舅二人均為督撫，在中國的官場上並不多見，既被人羨慕，也易遭人嫉妒，於是郎舅相約書信往來可多些，禮物饋贈則從略，公務上的事，也盡量少往來。去年，鹿傳霖卻被革去了四川總督，在原本一帆風順的仕途上跌了一個大跟鬥。這並不是因為他貪汙受賄，也不是因為他瀆職失責，而是因為與西藏拉薩政府發生衝突的原因。
達賴對鹿傳霖不滿意，上書朝廷告狀。清廷對西藏一向采取籠絡安撫的政策，隻要不牽涉到國家主權和朝廷尊嚴，其它事，在朝廷看來都是小事，不妨都依著他們，隻求不出亂子，彼此相安無事。麵對著達賴的狀告，主持軍機處的奕訢隻能舍棄鹿傳霖而安撫達賴。就這樣，鹿傳霖冤裏冤枉地丟掉川督紗帽，回到直隸定興老家休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