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從我國出版體係的現狀來看，目前的570多家出版社從分布上講，中央部委所屬的出版社有一大批，它們原本就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從其成立初衷到現實運行狀況及發展走勢看，都難以在專業出版領域有大的作為。一些老牌的出版機構如商務、中華等，則一直比較重視專業出版。但由於種種原因，它們往往側重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在自然科學領域或著力不夠，或基本不涉及。最近幾年由於市場競爭的影響，它們對專業學術出版的興趣也有所下降。而為數眾多的隸屬於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地方出版社，包括科技出版社、教育出版社，雖然也強調社會效益第一，但實際操作中明顯更注重市場化、企業化，其文化屬性和學術使命感從總體上看並不強。從這個意義上說，近百家大學出版社在學術出版方麵顯然扮演著主力軍的角色，理所當然應當擔負重任。
當前，高等教育在我國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仍在繼續上升，特別是黨的十六大再次強調“科教興國”為基本國策，高等教育的發展勢頭更加強勁。某種程度上說，大學出版服務大學教學與科研，繁榮學術，推動理論創新、技術創新與學科建設的特殊使命在當代不僅沒有減弱，相反還得到了強化。所以，大學出版的目標應當植根於這一特殊使命之上。大學出版的一切學術與教育活動、一切經營與管理活動都必須圍繞這一主旨展開。大學出版應該“立足大學，麵向市場，發展自身，服務學校和學術”，在為大學教學、科研、學術服務的過程中，將學校優勢轉化為出版資源優勢，進而轉化為市場優勢，然後再將這一優勢創造的效益奉獻給學校，為學校的發展服務。
如果說大學出版服務大學教學與科研，繁榮學術尚有一定的有形指標可以衡量，比如教材所占出書比例、學術著作所占比重等，那麼大學出版對於大學精神的守望與弘揚則更多地取決於大學出版人內心那杆秤。因為有些問題看似簡單，做起來卻相當的不容易。當一本平庸的書稿不要稿費還給很高的補貼時，說不做很難；當領導或朋友們委婉地希望幫忙出本職稱書時，說不做很難；當麵對沉甸甸的學術卻隻有幾百冊的銷路時，說做也很難……而往往就是在這些難題麵前，大學出版本該堅守的大學精神模糊了。堅守尚難做到，談何弘揚？大學精神中“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怎樣以出版的形式加以體現？大學精神中的人文與科學的理念之於出版的內涵是怎樣的？大學精神中求實與批判精神如何換化為大學出版人的信念？這些恐怕都不是喊口號那麼簡單。筆者以為，作為秉承大學精神的一個載體，大學出版應該建構起一套有助於發揚大學精神的科學的評價體係或考核機製。而這種評價體係或考核機製的形成，應建立在政府、大學以及大學出版社各方對於大學出版的價值觀與目標求得一致認同的基礎之上。
價值觀說到底標明了一種態度，而目標實質上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盡管它們都不直接產生實際收益，但明確價值觀和目標卻是重要而必須的。因為這是製訂大學出版發展戰略所不可輕視的理性追求。大學出版作為出版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出版又作為現代產業的一支重要力量，事實上它們都遵循著一個基本的價值原則，即在追求一己經濟利益的同時，還必須兼及其他利益主體的、關乎整個社會發展的、更為長遠和諧的價值實現。在具備了這一價值底線的基礎上，大學出版還要視其特殊性講求對出版精神和大學精神的堅守、傳承與弘揚，這是大學出版應當具備的“態度”，也是大學出版必須努力的方向。更進一步說，在大學出版前進的方向上，所有行為都應該服從於“服務大學”、“繁榮學術”、“弘揚大學精神”的終極目標。其實從戰略的角度來說，這也是大學出版光明前景的基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