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大學並不止於此，它同時還是引領社會文化的一杆大旗幟。學習型社會概念的創立者赫欽斯指出：理想的大學應始終站在社會發展與曆史前進的思想製高點上，像一座燈塔，引領大眾在文明與野蠻、高尚與媚俗、進步與倒退之間做出科學的決斷；通過對人性最深處的各種潛能的開掘，呼喚人類精神的複興。事實上，中外大學發展史上都曾有過這方麵驕傲的例子，比如歐洲中世紀的大學培養出了一大批像但丁、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等這樣的學者，為後來的文藝複興和歐洲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我國近代史上，北京大學對科學與民主的傳播，扛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可以說，沒有中世紀大學創造的新文化，歐洲的文藝複興就有可能滯後；沒有北京大學的引領，中國新文化運動就要推遲。引領社會文化作為大學新的功能，內含特有的精神，與生俱來，唯我獨尊，影響深遠。柳斌傑署長日前在中國傳媒大學的一次專題講座中說，大學實際上已成為一個社會文化中心，大學出版在文化傳承、傳播、創新上的地位，實際上已超出出版教材和學術著作本身。
總之，大學就是這樣一個自由與獨立、科學與人文、求實與批判，以及引領社會文化的精神聖殿，在這些精神之花的滋養下，大學才得以安身、得以延續，整個人類文明也才得以繁衍生息。“大學是社會之光、猶海上燈塔；堅守大學是培育英才之聖地，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研究高深學問之學府；恪守大學在學術研究、創新上的自由與獨立；堅持大學適應社會又引領社會應有之批判精神與超然態度；追求大學的胸懷境界之大，追求大學的學問之大，追求大學的社會責任之大，追求培養的人才有大氣魄、有大氣概、有大節操，能夠成為大丈夫。”
大學的這些精神特質對大學出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可以肯定的是，它必然要求以其為依托並為其服務的大學出版在遵循出版價值觀的基礎上，與其同步堅守並維護其自由與獨立、科學與人文、求實與批判，以及引領社會文化的品格，將大學閃耀的精神之光傳承下去。也即是說，大學出版價值觀應充分包含和傳播這些大學精神；大學出版價值觀就是出版價值觀和大學精神共融的產物。
四、大學出版的特殊使命決定了大學出版必須以服務大學、繁榮學術、弘揚大學精神為目標
大學出版最大的特點在於，它是辦在大學裏的出版社，即背後有大學為母體依托的出版社。這一特點幾乎是天然地造就了大學出版服務大學教學與科研、繁榮學術、弘揚大學精神的特殊使命。
首先，從大學出版的發展曆程來看。自從近代建立高等教育以來，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大學出版事業一直與中國無緣。新中國成立後，為適應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發展客觀形勢的需要，國家適時成立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這兩家大學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很多教學用書和學術專著，在高等學校和社會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1959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在國家對出版事業進行的調整中被宣布暫停，之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隨著中國人民大學的解散也被迫停辦。以此為起點，直至文革結束，大學出版事業陷入停滯。1978年，黨中央和國務院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在教育和科學戰線上撥亂反正，作為適應教育、科學發展的需要，作為解決社會上嚴重存在的出書難、買書難、出版周期太長等矛盾的一項有力措施，恢複並發展大學出版社才又引起國家出版行政部門和教育行政部門的關心和重視。此後，大學出版在我國重新得以發展，大學出版體係一步步建立成形。由此可見：一、我國大學出版的誕生直接導源於國家對出版進行的專業分工，或者說直接導源於政府對出版資源進行的行政配置。大學出版從誕生之日起就是為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服務的，它承擔著服務大學教學、繁榮學術的特殊使命。二、大學出版從誕生到暫停再到恢複新建的曆程直觀體現了大學對於大學出版的需要。這種需要決定了大學出版的生存價值和意義。從這個角度看，大學出版的使命是和高等教育的性質及其基本職能緊密相連的。高等教育是為社會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一種教育教學活動，其基本職能是研究學術和培養各種專門人才，發展科技文化和開展社會服務。而大學出版既然作為大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理所當然應該以自己獨特的內容和方式履行編輯和傳播大學學術、文化成果的特殊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