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創新是出版精神的靈魂。
作為內容產業，出版和創新關係密切，出版自身無時無刻不體現著創新的元素。首先，作為文化傳播和傳承的一種手段，出版本質上是對客觀存在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反映。而客觀存在本身就是一個開放的、不斷更新的體係，因此，作為該體係主觀映像的出版也相應地呈現出創新發展的態勢。其次，即便處於相同的客觀世界中，創作者個體所產生的映像也是千差萬別的，這種差別再經由同樣具有差異性的編輯個體的加工製作，便表現得更加不同。再次，圖書出版還有一個載體創新、形式創新的問題。由此可見，創新元素很多，而且幾乎貫穿了閱讀創作、編輯整合、複製發行的始終，是出版得以上升發展的內驅力所在，是出版精神的精髓所在。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文化模式一直受到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上的宗法製、等級製的影響，由此形成求穩、中庸的特性。這種特性極大地限製了民族的創新精神。整個民族的文化態勢如此，與文化息息相關的出版就不言而喻了。事實是，西方出版業幾乎一直走在社會改革的最前沿，如活字排版傳到歐洲後對宗教改革的推動，14世紀—17世紀出版對人文主義的傳播等等。中國盡管最先擁有了造紙術、活字印刷術等與出版息息相關的發明創造，但長期的封建社會卻始終沒能充分發揮這些難得的優勢。1773年—1782年，在乾隆帝的親自領導下，紀曉嵐主持編纂了《四庫全書》，這可謂我國編輯出版史上一個重大事件。但就在“四庫”開始編纂的前一年，法國的狄德羅已經完成了他用20年時間主持編輯的《百科全書》工程，創造了一個“沒有圍牆的大學”。而在四庫編纂成型的十年中，歐洲誕生了蒸汽機等一係列發明，認識了人類的呼吸係統，建立了近代人類學、昆蟲分類學等新興學科。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當中國的許多知識精英還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古文獻的考據穿鑿上時，歐洲出現了一大批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詩人，以及大量的技術創造者和發明者，迸發出極大的文化原創力。也就是在那個世紀之交，中國和西方的文化發展方向開始出現巨大反差，我們向著古老而細微的極致深入研究進去，而別人卻在哲學、人文、社會、經濟等學科以及化學、物理學、解剖學、生物學、天文學等廣泛的學科領域內取得了巨大的發現。1831年—1832年，當中國又花費兩年的時間重修《康熙字典》時，在歐洲，雨果的巨著《巴黎聖母院》問世、法拉第發現了電磁感應……。作家餘秋雨對此評價說：“長久以來，向後看、創造意識淡漠是中國文化的痼疾。”
新時期中國出版在創新上的表現，依舊平庸。盡管1994年—2004年十年間我國圖書品種由10萬增加到20萬，總體上翻了一番，且每年以大體相同的比例持續增長，但整個圖書出版每年也就65億冊左右的規模。研究表明，20世紀80年代，中國圖書新出比平均值為74％，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新出比略有下降，但仍維持在60％以上。根據《中國出版年鑒》1981年—2000年相關數據統計計算。如果說80年代較高新出比的出現是因為十年動亂剛剛結束，它與出版事業重新起步的整體形勢分不開，對解決當時的“書荒”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那麼90年代以後新出比仍維持在較高水平卻是與國家在1995年提出的出版社要以質量效益求生存、求發展的“階段性轉移”目標不相適應的。在圖書銷售不景氣、庫存壓力增大的當前情況下，其實質是出版社“新品救市”行為的表現。一般來說，圖書不同於一般產品，在品種達到一定規模後，新品種仍維持較高比例，實際上表明圖書的重印再版率低。換言之，說明圖書的生命力不強，很多新書品種已不再是原創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