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紙術還未誕生時，古人書寫的材料大都是木簡或竹簡。
信寫在一尺長的木簡上，稱作尺牘。後來，人們約定俗成，尺牘漸成書信的通稱。
古人（至少在明朝以前），大概是不會想到公開發表、為己“樹碑立傳”的，書寫者沒有矯揉造作，坦蕩地抒真情實感，許多尺牘基本上反映著作者的性情與風格。譬如清代三大著名尺牘之一的龔未齋《雪鴻軒尺牘》，就可以看到一個鬱鬱不得誌、迫而為幕僚但清貧自恃、潔身自守、通於情理的舊知識分子形象。
可以這樣說，尺牘大都文筆優美，文采斐然，有些篇什成為傳世之作，我們不妨來讀讀南朝梁時人吳均的《與顧章書》：
仆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字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穀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王力先生生前曾譽之為：“語言清新，意境高遠，是一篇六朝山水小品作的優秀作品。”
古人的尺牘，一般而言，不僅充滿著真情實感，文筆優美，而且有的尺牘還富有教育意義，甚至現在仍然沒有逝去。
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便是這樣的佳作。他的“文以明道”的創作主張今人是仍然可以借鑒的。
大概緣於此故吧，黃裳先生讚譽尺牘是“書簡文學”，時人尤其是青年對讀尺牘也挺有興趣，據而尺牘集成了暢銷書。
但是，古人的尺牘也有糟粕，其他方麵不論，單就真實而言，有的尺牘就以偽充真，不惜篡改事實，為己拚命抹粉。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劊子手曾國藩便是。
1864年，曾氏兄弟攻占天京前夕，曾國藩給其弟曾國荃接連寫了3封信。但是，流行於世的《曾文正公家書》對第一封信未妝，對後兩封信進行了大量的刪改。試看他對5月16日那封信的刪削部分：
夜來又細思，少荃（按即李鴻章）會剿金陵好處甚多。其不好處不過分占美名而已。後之論者曰……少荃克蘇州，季高（按即左宗棠）克杭州。金陵—城源（按即曾國荃）與荃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壞之名也……如弟必不求助於人，遷移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內傷（按曾國荃當時正患重病），兄弟二人皆將後悔，不如今決計，不著痕跡……少荃將到之時，餘亦必將趕到金陵會剿，看熱鬧也。”
他這一刪改潤色，便粉飾了他以殘虐娛心快意的“曾剃頭”嘴臉，喬裝打扮成“盡忠保國”的“中興名臣”。
現在，《曾文正公家書》是出版界搶手出版的熱門書，有簡裝本，有精裝本。但都是被曾氏刪改成的“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