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托夫勒夫婦所描述的，第三次浪潮經濟推動的商業和金融的“全球化”經常穿透新民族主義者視為無上神聖的國家“主權”，“隨著第三次浪潮對民族經濟的改變，民族經濟被迫放棄部分主權，接受國與國之間經濟與文化的相互滲透。因此，當經濟落後地區的詩人和知識分子還在創作國歌的時候，第三次浪潮國家的詩人和知識分子已在謳歌‘無國界世界’和‘星球意識’的理念了。”
由此產生出兩種極度不同的文化全球化的對策：一種認為應當舍棄一切去尋求文化上的同一性，另一種則認為應當以自己的傳統的文化特色抵禦全球的文化趨同傾向。
這種把文化全球化僅僅視為文化的一體化和同質化過程的觀點，顯然是一種片麵的、對全球化過程的非辯證性質的認識。文化全球化過程正如經濟全球化過程一樣，乃是一個內在的充滿矛盾的過程，是一個矛盾統一體：它既包含著一體化的趨勢，又包含著多樣化的傾向。
1.文化全球化的趨勢
首先，在文化全球化的矛盾過程中，雖然一體化的趨勢與多樣化的傾向相比更具本質性，但是多樣化乃是一種難以忽視的曆史事實。
由於先定的環境和條件的不同，世界上的各個民族創造了多樣化的文化。每種文化內部都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整合，都有某種主導目的和內在結構。
“一種文化就如一個人，是一種或多或少一貫的思想和行為的模式。各種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們並不必然為其他類型的社會所共有。各個民族的人民都遵照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強化了自己的經驗，並根據這些文化內驅力的緊迫程度，各種異質的行為也相應地愈來愈取得融貫統一的形態。一組最混亂地結合在一起的行動，由於被吸收到一種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通過最不可設想的形態轉變，體現了該文化獨特目標的特征。”
但由於各種文化之間千差萬別，關於某種行為的種種文化標準有時竟會猶如正反兩極。既然文化是實現人的潛力的一種製度化途徑，而且多少是偶然的，那麼各種文化就同樣都是有效的，多樣性是不可避免的，行為的價值和是非標準隻是在一定的文化參照係之內才有意義。
經濟的全球化無疑正是逐步地改變著各個地域的生存環境和條件，使不同地域的人類麵臨著相同的生活遭遇，從而使地域性的文化逐步從“在場的有效性”之中遊離出來，逐步擺脫了與傳統生存環境和條件的關係。但是，恐怕不會有任何力量，能在一天之內消除在長期的曆史之中形成的地域、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差別。即使是人們在逐漸消解了文化價值認識的歧異之後，朝向幸福目標的努力也會因程度之別和先後之別而呈現出參差不齊的情狀。
另一方麵，文化全球化過程也導致了對本土文化以及自己民族身份或同一性的自覺和反思。在地理大發現之前，對處於一個互相封閉時代的各民族而言，文化多樣化雖然早已是地球上的事實，但這種事實往往並未被老死不相往來的人們所真實地感知。
世界上各種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由於各民族間的相互接觸和碰撞，文化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便開始躍入各民族的眼簾，成為一種可感知、可比較的存在。這樣，對處於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各民族的主觀感受而言，文化全球化使文化的多樣性不是被銷蝕了，而是更加突出地顯現出來。
其次，由於先定的環境和條件不同，以及由於曆史上形成的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在文化全球化過程中，各民族在麵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時，便不可能完全被他種文化所同化，而隻能是有選擇的借用。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文化的選擇性的借用，也並非原封不動地照抄照搬，在借用的過程中其他外來的文化會發生適應性的改變。
再次，經濟全球化乃是文化全球化的基礎和前提，而經濟全球化本身即是一個內在地充滿矛盾的過程，文化的全球化趨勢與多樣化並存的局麵在一定程度上則是經濟全球化矛盾過程的一種反映。
毫無疑問，經濟全球化在促進國際合作的同時，也加劇了各國間的經濟競爭。一方麵，各國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程度不斷加深；另一方麵，各國為防止本國利益完全湮沒於全球化浪潮中，則千方百計地增加競爭力，最大限度地增加本國公民的福利。
競爭與合作並存是國際經濟關係的本質特征。而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維護國家利益則是經濟競爭的基本動因，隻要世界還是由國家組成的，國家利益仍然是各國交往的最後語言，無論經濟全球化如何拓展，追求本國經濟利益最大化便始終是國際經濟關係的出發點和歸宿。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並沒有自然而然地使各國經濟利益趨同，反而使國際間的經濟競爭更趨白熱化。
從曆史上和經驗上看，所有人類文化都傾向於更理性地追求物質利益。但是，當自我麵臨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與他人利益、當下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選擇時，文化和宗教就會帶來巨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