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憫性是文學性新聞報道特色的一大表現。同時，新聞報道悲憫的文學性體現必須注意其尺度的掌握。因為文學性新聞並非文辭的華麗和書卷氣息，而是一種對於世態人情的深刻洞察，從容而不露聲色地傳達記者的思想。“我沒法回家了，如果我回到村裏，我們村長會告訴薩達姆的人，我把槍和子彈全扔了。薩達姆就會殺了我。請告訴美國人別把我送回家，請告訴美國人，如果送我回家，我就是死人了。請你，求求你……”這篇報道采用了大量的對話，讓講述者娓娓道來，繪聲繪色，惟妙惟肖，充滿激情，讀來讓人能夠想見講述者的言談舉止、音容麵貌。同時，報道還運用了不少動詞，以生動描述講述的細節和場景。
文學性新聞報道的“動詞”寫作，告別了傳統的梗概式新聞，而是讓細節描寫成為情節的重要構成方式。重要的細節中常常蘊涵著更值得重視的真實，會使事件看起來完全不一樣。我們還可以運用懸念和推遲的技巧。結構方麵，倒敘、插敘的大量使用，可以容納更豐富的信息，把一個連續的故事變成很多個前後銜接的故事，還可以敘述性地的穿插，運用節奏變化，以體現畫麵感、動感、現場感。
回憶本來是文學性的敘述方法，但卻在以事實說話的現代新聞報道中得到應用，這就是“新新聞主義”。新新聞主義報道最顯著的特點是將文學寫作的手法應用於新聞報道，重視對話、場景和心理描寫，不遺餘力地刻畫細節。新新聞主義被認為是20世紀務實新聞學最激進的一種報道理論。其發展的高峰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代表人物包括湯姆·沃爾夫、諾曼·梅勒、杜魯門·卡珀帝和亨特·湯姆遜。這些人的作品主要發表在《紐約客》《鄉村之聲》和《老爺》等雜誌上。
新新聞主義受文學的影響很大，尤其是對文學體裁進行了大膽的借鑒，但仍講究“和而不同”，即對文學要素的借鑒要符合新聞媒體自身運作的規律和原則。由於整個現代新聞寫作是從英國文學中脫胎而來的，新新聞主義可以看做是新聞學向文學傳統的一個回歸。
新新聞主義從誕生開始就受到來自社會各個方麵的激烈批評，因為新新聞主義涉及到了傳統新聞學理論中的很多被認為是不可逾越的禁區。例如，新新聞主義主張記者可以在新聞報道中描述人們的主觀感受和心理活動，這在傳統的新聞學中是最為忌諱的。例如“一顆在左肩，一顆在右肩，一顆在左臂……的反複，這種文學中運用的修辭手法，凸現在新聞中，就讓子彈不僅僅隻是顆顆地、痛苦地射擊在主人公身上。一條從來沒洗過的內褲本想當做白旗投降，但由於怕被長官發現不敢拿出來洗而變成了黑旗。在投降時舉起，被人當做舉起的是黑旗抵抗而開槍打死。這真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在戰地報道中的諸如此類文學手法的運用，戰爭的痛苦以另樣的方式呈現，更能敲打心扉，扣擊心弦，激發讀者對人本身問題的深度思考。
創新是成功的法寶。新聞寫作也是如此。法拉奇喜愛標新立異，喜歡挑戰。她喜歡挑戰權威，如采訪伊朗什葉派領袖霍梅尼時，她諷刺伊朗人穿著”中世紀的長袍“；她還喜歡挑戰世俗，如和希臘雅典抵抗運動英雄、反政府”左派“領袖、著名詩人阿萊科斯的愛情。她最喜歡的，當然是挑戰傳統的新聞寫作觀念。如這種既是文學又是新聞的寫法就是一種挑戰。她曾經說過：“作為一個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戰鬥。也就是更多地觀察，更多地思考和創造。同樣，如果你生來貧窮，生存是你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