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評析］
汪康年在創刊詞中申明“去塞求通”之宗旨。列述西方國家報業的發達，“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認為“無耳目，無喉舌，是日廢疾”。不了解世界形勢，不聞不問國內大事，這是“有耳目”等於“無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這是“有喉舌”等於“無喉舌”。起“廢疾”，助“耳目喉舌”，就要依靠報館。報館是“去塞求通”的利器。文章還對報紙的體例作了說明：“廣譯五洲近事，則閱者知全地大局與其理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
汪康年大膽謀求“各省新政”，“奮勵新學”，他的《中國自強策》和《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也寫得大膽新穎。他批判中國的君主專製製度“其治多禁防遏抑之製，而少開拓擴充之意”，他明確指出：“至今日而欲力反數千年之積弊，以求與西人相角，亦惟日複民權、崇公理而已。”其具體主張是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製度，立法與行政分離，既立上下議院，又設相臣。下轄戶部、刑部、商部、農部、外部、兵部、工部、民部、海部、教部、郵政等十一部，取代軍機處行使政府職權，各部大臣及各省督撫的任免，均由議院投票裁決，做到職責分明，“在事之人，有治事之權；事外之人，有監察之權”，徹底治愈專製製度下的“官邪”習氣。他還大談實行民權有三大好處：一有助於行君權，二有助於激發人們的愛國思想，三可以民權抵禦西方列強的要挾；論證實行君民共治，符合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不存在頑固派所說的“患權之下移”、“豪強橫行，亂且未已”的問題；斷言“天下之權勢，出於一則弱，出於億兆人則強，此理斷斷然者”。
《時務報》高舉變法圖存的大旗，態度鮮明，議論透徹，且文筆大多清新流暢，富有激情，因而大受讀者歡迎，“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
幾十年後，有人對《時務報》的轟動效應仍記憶猶新。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中追敘說：
《時務報》在上海出版了，這好像是開了一個大炮，驚醒了許多人的迷夢。……尤其像我們那樣的青年，最喜歡讀梁啟超那樣通暢的文章。當時最先是楊紫麟的老兄。寄到了一冊，他宣布了這件事，大家都向他借閱，爭以先睹為快。不但是梁啟超的文章寫得好。還好像是他所說的話。就是我們蘊藏在心中所欲說的一般。……一班青年學子，對於《時務報》上一言一詞，都奉為圭臬。除了有幾位老先生，對於新學不敢盲從，說他們用夏變夷，但究為少數，其餘的青年人，全不免都喜新厭故了。
中國自有報以來，還沒有那家報紙像《時務報》這樣刊行不久就風靡全國，產生如此強烈的社會影響。變法運動的高漲和“詔定國是”的實現，《時務報》無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時務報》的創辦，得到了封疆大吏張之洞的讚助。《時務報》最初的開辦費，主要是移用上海強學會的餘款（一千二百兩），其中張之洞所捐占半數以上（七百兩）。《時務報》發刊後，他又以湖廣總督的名義，飭行湖北全省“官銷《時務報》”，全省“文武大小衙門”，乃至“各局各書院各學堂”一體購閱，稱譽《時務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足以增廣見聞，激發士氣……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但是，張之洞對《時務報》的支持不是毫無保留的，當《時務報》逾越他所認可的言論軌道時，便進行幹涉和抑壓。他一向不讚成康有為的“孔子改製”理論，認為稱“聖人僭妄而又作偽，似不近情理”，及見梁啟超在《時務報》上引稱乃師的改製說，他大感不快。更令他不安的是，《時務報》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幹犯時忌”的文字。第五冊“有譏南京自強軍語，及稱滿洲為彼族”；第八冊指摘倭仁反對西學為“誤人家國”：第二十三冊謂“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這些言辭在張之洞看來是頗為“出格”的。梁啟超在第四十冊上發表的《知恥學會序》，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瞽聾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頤，猶戀棧豆，接見西官，栗栗變色，聽言若聞雷，睹顏若談虎。其下焉者，飽食無事，趨衙聽鼓，旅進旅退，濡濡若驅群豕，曾不為怪。士惟無恥，故一書不讀，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題，甘囚虜之容，以受收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