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在《變法自強》一文中指出：“天下之治，以民為先，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也。”又說：“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亂？失民心而已。”
在王韜看來，中國的根本問題，並不是“堅船利炮”，而在於政治。
政治的根本問題，也不在枝枝節節的官製改革，而在乎君主專製的弊害，因為專製了就會失民心。既失了民心，誰還願為國家盡力呢？那麼，應如何改革中國的政治製度？哪一種政體最適合於中國？他對西方各國的政體進行了一番比較。“泰西之立國有三：一日君主之國，一日民主之國，一日君民共主之國。”這三種政體是有區別的，“一人主治於上而百執事萬姓奔走於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違，此君主也；國家有事，下之議院，眾以為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統領但總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頒之於遠近，此君民共主也。”這三種政體，孰優孰劣呢？王韜認為，“君為主，則必堯舜之君在上，而後可久安長治；民為主，則法製多紛更，心誌難專一，究其極不無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籲稭咈，猶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焉。”他又以英國為例，“泰西諸國，以英為巨擘，而英國政治之美，實為泰西諸國所聞風向慕，則以君民上下相聯絡之效是也。”在他看來，英國實行的君主立憲製度，是中國可以仿行的理想製度，“苟得君主於上，而民主於下，則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親矣，內可以無亂，外可以無侮，而國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擴充之，富強之效亦無不基於此矣。”王韜把建立君民共主的西方式的近代民主製度提高到“富強之基”的高度，這是對現時政治製度的大膽否定，對當時的中國人的政治思想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實為90年代維新思潮的先聲。
王韜的政論還衝破了古文辭的藩籬，形成了新的文體風格。在他看來，“文章所貴，在乎紀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懷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他反對泥古，為文不事模仿與雕琢，惟求其合乎一個簡單的標準——“達”，明白清楚，人人能懂。這種平易暢達的文字最適用於報紙這一大眾傳播媒介，代表了中國近代文體變革的方向。
王韜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以辦報而聞名於世的人。借助《循環日報》，他的文章得到廣泛的傳播，海內外報紙也時常轉載，僅《申報》一家即轉載了近百篇。蔣芷湘曾在《申報》讚譽道：“今果一一施行，若合符節。是不獨先生先見之明，抑亦先生經濟之宏，有能言人所不及言，事人所不及事。”文中還對王韜未能被朝廷重用而惋惜，“惜乎先生徒以筆墨之功，顯然揭之於記載，誠能舉先生而加以宰輔之位，寄以軍國之事，則將平日之所籌畫者，一一措而行之，庶幾國因而富，兵因而強，歐洲諸國亦複屏息下氣，望風懷畏，從此不敢複生覬覦心，豈非國家之大幸哉！”蔣芷湘雖有一些過譽之詞，但從中可以看出王韜在當時影響之大、聲望之高。美國學者白瑞華稱王韜為香港早期中文報紙的領袖，林語堂則稱他為“中國報業之父”。
作為民間報人，王韜注重於精神主張的宣傳，而且在國外凡有“華人所駐足”的地方，就“有專人代理”《循環日報》，像這種發行現象及其宣傳效果，至今也是絕無僅有的。而他所致力於“政事之得失”、“國運之興衰”的思想，卻是出之於“良有以哉”（良好願望）的。
王韜不愧是一個沒有辱沒知識分子良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