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斌：中國的農村教育資金極其匱乏，這是不爭的事實，而更重要的是資源的浪費十分嚴重。
記者：浪費在什麼地方
胡文斌：浪費的地方很多，我最不滿意的主要的有幾個方麵：
第一，投資的浪費。如校舍的建設，校址的選擇到底在什麼地方，建多大規模的校舍？沒有經過嚴格的論證，精密的設計，科學的規劃。由於這方麵的忽略導致投資方麵的浪費很大。
第二，我覺得給學校買的東西很浪費，一些儀器和設備的購置。要麼是購買有誤，要麼就是學校的教師沒有得到這方麵的培訓，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使用它們為了應付上麵的檢查，有些學校甚至嫌麻煩，根本就不想用。
第三，人力資源的浪費。人力的浪費體現在教師身上，急需教師的地方缺乏教師，比如縣城裏的學校（尤其是許多貧困縣），偏遠地區的學校根本就沒有人去。為什麼呢？就是人事製度的不合理。對於老師的調配，都是領導一支筆，想往那調就往那調。沒有市場的一種運作機製。偏遠地區的老師待遇和縣城的中心學校的老師待遇一樣，甚至比縣城的老師水，是生命之源，在這裏，水顯得尤為珍貴，人們每天都得排隊打水。
的待遇差，那有誰願意在偏遠地區工作呢？
第四！校舍建設的維護和保養沒有嚴格的保修製度。許多學校的校舍建設本來就很差，沒有嚴格的維護製度，使用幾年後就成了危房，有時往往就是“一片瓦”的事情，最後就變成一堵牆的事情，成了徹底的危房。這種管理，有悖於管理製度。現實中農村的資源本來匱乏，怎樣提高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盡可能的物盡所值值得我們討論。
教育政策的製定應該是雙向的
記者您認為國家的教育政策在這方麵有什麼規定嗎？
胡文斌我認為政策在這方麵也是很無奈的。政策有很大的宏觀性，無論是“一刀切”，還是宏觀性，什麼事情隻能在一定的高度顧慮到一個總的影響。但是我們國家的教育政策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行政體係。
曾經有記者問我如果讓我再回教育部工作的話，我的工作方式會有什麼不同，我說我的變化就是不再喜歡用行政命令。我一直都想建立一種夥伴的關係，因為這是我們共同的事業，你做什麼我來做什麼。而不再是我發布命令你執行，然後我去檢查。高壓下的政策是沒有效果的。此外，中國的教育行政領域中我認為最大的錯誤就是“不計成本”，這是極端錯誤的。無論什麼事情我們都得考慮成本，做之前你要考慮這項舉動要達到什麼目標？需要多大的投入？有沒有條件？怎樣的規劃？很多時候我們製定政策隻是一種主動意願。所以我現在回過頭去看製定教育政策的思維方式一定要改變。
記者：您認為導致我國的教育政策“不計成本”的根源在哪裏？
胡文斌：在製定相關政策的時候他們隻注重命令和結果卻忽視了過程。我舉個例子——免費教科書。
這個政策宣布了三年後在很多地方還是不能實施。原因就在於沒有人明確知道這個政策該如何去實踐？誰有資格來享受這個政策？怎樣來管理？所以發布一個教育政策的時候不能不考慮過程，隻有良好的願望是不夠的。這個命題是怎樣製定出來的，怎樣執行？能達到什麼效果？這些問題很少有人來分析和論證，這才是問題的根源。追求“效率第一”，卻忽視了公平，所以在教育決策的時候往往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錦上添花”，這樣做是永遠都不能縮小距離的，反而使各地區之間的教育差距越拉越大。所以在製定政策的時候應最大限度追求效率，也不能失掉公平。要把資金用在那些最貧困，最偏遠的地區。
項目試點是帶動政策規範的有效途徑
記者：通過做項目對您有什麼啟發？
農村的孩子們在艱難困苦中鍛煉了自己堅強的意誌。
胡文斌！到目前為止，我的項目進展順利。我認為項目最大的成功就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人，改變了校長，改變了老師，改變了觀念，改變了思維方式，以及他們看問題的角度。通過我們的項目實施和社區的參與，讓他們知道我們是為社區的老百姓辦事的，不是為官員們辦事的。我們讓老百姓走進學校，了解到他們孩子的情況慢慢地改變他們的觀念。
記者：現在很多人提倡九年免費義務教育政策的說法，您怎樣看待？
胡文斌！我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免費九年義務教育的時候了，無論是財力，還是社會的發展、地位的提高，我一直期待著免費九年義務教育的實施。
我經常強調的一句話就是！最有效的扶貧就是免費義務教育。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因為農村的家庭一般都很窮，窮的家庭一般都是孩子多的家庭，這樣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建立一個免費教育試點就是為了打破這種循環，改變現狀。
此外，我也不讚成一直給貧困地區的教師無限製地加工資，第一是財政受不了；第二是為了防止教育腐敗；第三是避免浪費，所以我認為偏遠地區教師的工資上漲應由當地來決定。就這個問題我的另一個看法就是：捐助是最原始的扶貧。應該為農村搭建一個相對公平的平台，讓他們自己去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