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心純粹，世事難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講到過，文學研究隻是其生命中的一個方麵。縱觀百餘年的中國，大約隻有到了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才出現了大中小學、碩士博士一路讀上來的純粹的書齋學人。一個多世紀的動蕩時勢，造就了學院與社會、文人與政治的難解難分的糾葛。先生甚至說，燕園的特性就在於它的“不單純”：“燕園的魅力在於它的不單純。就我們每個人來說，我們把青春時代的痛苦和歡樂、追求和幻滅，投入並消融於燕園。它是我們永遠的記憶。未名湖秀麗的波光與長鳴的鍾聲，民主廣場上悲壯的呐喊，混成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校園記憶。一種眼前的柔美與曆史的雄健的合成，一種朝朝夕夕的弦誦之聲與歲歲年年的奮鬥呐喊的合成，一種勤奮的充實自身與熱情的參與意識的合成。這校園的魅力多半產生於上述那些複合豐富的精神氣質的合成。”先生自己就不是單純的文人。他出生於福州一個貧寒卻又有著悠久家族史的謝家（堂號曰“寶樹”，和冰心先生可能是同宗），受到冰心、巴金先生的作品感染，黑暗現實的激刺，開始了最初的文學寫作，傾吐自己的憤慨不平。在福州解放後的一個星期，就投筆從戎，在戰爭硝煙尚未散盡的海防前線，巡疆守土，並且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是，那個年代特有的“革命軍人”和“中共黨員”的光環，並沒有籠罩在他身上。1954年，在即將實行軍銜製之前，先生被安排轉業，個中原因，是他有個哥哥在海峽對岸的台灣就業（就是《給濤哥的信》中的濤哥），被視為有“海外關係”，不被信任。這樣的陰影，一直伴隨著先生，直到改革開放的時代，使他一直是個“邊緣人”，既有著非凡的經曆，又拖著不詳的暗影。不知道這種“邊緣人”的心態，和他後來對詩歌的“異端”，即“朦朧詩”的鼎力支持，是否有內在的關係？我這篇短文，無法展開這個話題，隻想給有心人提個醒。
先生熱愛生活，興趣廣泛。他喜歡種花養鳥，喜歡遊山玩水，喜歡照相。這些愛好，在他的文字中也有所表現。先生還是個美食家。近些年來，每年我們都有幾次師生聚餐，菜肴上了桌，我們每每要請先生點評，也非常認可先生的精致口味。同時，先生又有豁達和融通。他經常會對一些菜肴讚不絕口，而且親力親為，大快朵頤，讓共餐者也胃口大開，頻頻動筷子。但是，先生卻很少會說哪個菜難吃，味道差。一起進餐的次數多了，我悄悄問過，先生說，味道好壞，都是別人點的，何必掃了別人的興致呢？還有，先生酒量極好，興致極濃，每逢聚餐，眾弟子各自帶來白酒、紅酒、洋酒，加上餐廳裏的啤酒，先生是來者不拒，有“酒”無類，而且每每倡導把桌上所有的酒都“掃光”，讓我們幾個弟子屢屢醺醺然搖搖晃晃而歸。我這次編選先生的散文，忽然發現，這麼喜歡點評餐飲菜肴，先生卻沒有一篇談美食的文章。先生答曰：有心無力，沒有時間啊。
從詩歌說到美食，似乎有些拉雜。我的意思是說，在先生這裏，對待餐飲菜肴，和對待詩歌的態度有些相似，第一，有教無類；第二，選精拔萃。前者是基礎，沒有一個廣泛的視野，沒有一個大規模的播種和助長，就沒有廣袤的原野；後者是典範，是標高，是追求的目標。兩者兼顧，當然是最難的，卻也保證了先生足以掌握各個領域的原生態，足以體現一個熱愛人生、興趣廣泛的學者的博大襟懷。純粹與不純粹，就在此交彙。當然，這和好好先生無關。新舊世紀之交，先生對詩歌現狀疾言厲色的批評，曾經讓很多青年詩人甚為不快，似乎當年的“青年導師”演變為“詩歌殺手”，先生卻堅持己見，反複言說——有接受，就有拒絕；有擔當，就有選擇。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