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6章 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的住房保障製度研究(6)(1 / 3)

20世紀40年代墨西哥政府製定了“進口替代”戰略,大力發展民族工業。而墨西哥城則成了政府集中實施“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的主要陣地。在政府的固定投資計劃中,墨西哥城占了總投資額的絕大部分,遠遠高於國內其它城市。同時,政府還加強對當地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口增長等方麵的扶持,以達到發展工業的目的。此外,它也是國內私人投資和外資的主要吸納地。墨西哥城的資本聚集增加了對勞動力的需求,而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則帶來了大量剩餘勞動人口,因此,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主要是流向了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的高度工業化發展與人口集聚帶動了第三產業的興起。第三產業在20世紀6070年代迅速發展和膨脹,吸引並容納了大批失業人口與農村移民。60年代以後,製造業等工業部門所需要的勞動力己經飽和,但農村移民還在不斷地湧入,導致城市失業與半失業率急劇提高。這些農村移民文化程度低,缺乏技術和資金,進入城市後,受自身條件的限製和就業結構變化的影響,基本上都從事低端的第三產業工作。1975年,墨西哥城的工業與服務業分別占GDP的30%和61%,1985年兩者的比例分別為26.8%和67%。

隨著城市失業人口與農民不斷湧入低端第三產業,造成產業畸形發展並惡性膨脹,使城市成為剩餘人口的收容所,並加大了城市的貧富差距與社會矛盾,造成了城市的貧困化,產生了諸多的“大城市病”。

(三)巴西的城市化進程與人口流動特點

巴西是一個相對先進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九,人均收入約2000美元。巴西的城市化水平也是所有發展中國家中名列前茅的,2000年的城市化率為81.4%,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僅為46%。

巴西在1930年以前就已出現了城市化趨勢,聖保羅、裏約熱內盧等城市己初具規模。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加速了巴西的工業化進程。各種工業首先在聖保羅和裏約熱內盧市得到了較快發展,逐步形成了巴西的中心城市,人口大量向這些中心城市及周邊地區集中,但由於巴西幅員廣大、交通尚未發達等原因,其他各州和地區則逐漸失去競爭優勢,工業發展相對萎縮。20世紀50年代出現了過度城市化,造成城市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脫節,造成城市人口過度膨脹、城市失業、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惡化等“大城市病”。1970年以後城市化開始向分散布局發展。到1980年,人口超過2萬的城市已達到393個,內陸地區形成了一些新城市,東部、東北等沿海地區城市人口相對下降。

巴西的城市化及人口流動主要有以下的特點與問題。

第一,巴西的城市化大多是產業發展引導的。巴西的城市往往是由一些產業中心演變而來的。一個新的產業,尤其是出口產業的出現,總會形成一些新的城市。巴西的城市化就是循著這樣一條與產業發展主線同行的道路前進的。

第二,產業發展的不平衡帶來的是大城市化、大城市群的形成。巴西的城市規模間的差距巨大。全國51%的人口集中在10萬人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其中9個大都市占全國人口的29%。大城市中出現“大城市病”。而一度集中在巴西大城市的“大城市病”,而現在己發展到中等城市。巴西土地占有不平等,產業轉型過程中造成了大量失地農民,他們隻有流入城市,而且這種流動是單向的,不可能再回流農村。

雖然這種流動推動了工業的發展,但由於人數龐大而造成了城市的失業與城市貧困化的問題。再加上這些農民自身條件限製,他們在城市中隻有進入低端第三產業,使第三產業畸形發展,產生了類似於墨西哥城的問題。

第三,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導致農村發展的萎縮。巴西人口相對其廣闊的土地而言是稀少的,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巴西曾出現過農村地區勞動力不足和農業生產萎縮的情況。但80年代以來,政府加大農業現代化的投入,實行農業機械化作業,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部門的過程也是農民工工作決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決定農業人口轉移的兩大主要因素是兩地收入差距(以及相應的消費水平差距)與遷徙成本。

當兩地收入差距不大或城市間收入差距不大時,遷徙成本成為決定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這一點體現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尤其是英國),表現為“波浪式”的城市化特征,即農村人日流動的方式以短距離流動為主,先是城市附近地區的居民向城市遷移,他們留下的空缺,再由更遠一些的居民補充進來。農村人口像波浪一樣,一波一波地向前推進。城市越大,對農村的輻射力愈強,牽動的距離越遠。這樣的城市化進程是中心輻射的,地區間的收入差距相對較小、具有漸進性。而且城市聚居的多為製造產業工人(圈地運動剝奪了他們在農村的立足點),其工作地點往往就是消費地點。當城市出現過度擁擠、住房困難後,政府通過立法、集中建造公寓、加強保障等方式提高城市產業工人住房條件,不僅有利於地方發展,也能推動外圍的進一步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