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提出打破封鎖，爭取外援。至今有種說法，認為我們建國後實行自我封閉，並把建國前夕和建國初提出的政治上“一邊倒”方針誤認為閉關鎖國政策。所以特別要指出，當時主張的“一邊倒”，是指政治上同資本主義國家劃清界限，而經濟上仍進行貿易交往，從未主張關起門來搞建設。但美國政府長期不改變對中國政治上敵視、經濟上封鎖的政策，且脅迫其他西方國家，對我實行了長達20年的經濟封鎖和禁運政策。這種形勢下，黨中央、毛澤東提出打破封鎖，爭取外援的戰略，即一方麵堅持自力更生，另一方麵爭取外援，同時靈活巧妙地開展了一係列反封鎖反禁運鬥爭，取得卓越成效。當時明確提出要爭取外援，包括吸收外國資金和科學技術，借鑒外國的先進管理經驗等。但在當時國際環境下，難以實現。六是提出過一些改革經濟體製的思想。在60年代前半期的國民經濟全麵調整時期，毛澤東提出過對經濟體製進行改革的思想，主要有：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搞好綜合平衡，克服無計劃狀態和分散主義；改變農村的管理體製和管理製度；注意運用經濟杠杆的調節作用；製定各種管理條例，加強經濟監督；加強財政、銀行監督與檢查等。在國民經濟繼續調整時期，又針對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一些探索性改革，主要有：試辦托拉斯，用經濟組織管理經濟；改革企業管理體製；適當擴大企業和地方的管理權限等等。
2.取得實實在在的巨大成就。
這10年，是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我們雖有許多失誤，但總體看沒有放鬆生產，特別是1961年至1965年的五年國民經濟調整，經濟有較大發展。一個標誌性的偉大成績，就是我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初具規模。標準是什麼？大致表現為數量、質量和布局。從數量看，10年共建成530多個大中型項目，新建或擴建了大批重要企業。這意味著工業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從質量看，新興工業部門迅速成長，新產品、新品種不斷湧現，特別是電子、石化、原子能、導彈等新興工業部門，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修配到製造，從仿製到自行設計，逐步發展起來。從布局看，除原有沿海工業基地外，廣大內地和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許多從來沒有工業的地方，辦起不同規模的現代工業，建成一批新的工業基地。
總之，這10年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所以，《曆史決議》對這10年的結論非常重要：“我們現在賴以進行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麵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期間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麵。”這些，為之後的經濟建設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3.教科文衛體方麵。
這10年中，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這些在國史二卷都已寫了。這裏隻強調一點，那就是“兩彈一星”是在這期間發射成功的，在當時打破了美、蘇核壟斷，提高了我國防能力，保衛了國家安全。這個意義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試想，如果沒有這些，我們的國家能有今天的安全嗎？能有今天的國際地位嗎？所以，“兩彈一星”的發射成功，是我國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是我國大國地位的重要標誌，是中國人民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保證。
另外，外交方麵、國防方麵，二卷都有詳細闡述，這裏就不說了。
總之，在這短短10年中，取得的成就雖是初步的，卻是寶貴的。用胡錦濤總書記的話來說，這些成就，“為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質技術和文化基礎，這在世界的發展史上是罕見的。”（1999年紀念五四講話）
三、正確分析這10年探索中失誤原因
失誤主要有三，經濟建設急於求成，所有製結構急於求純，階級鬥爭擴大化。
（一）對經濟建設急於求成（主要是“大躍進”）失誤原因的分析
一是從客觀講，我們當時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壓力太大，急於趕上，導致急於求成。
二是從主觀講，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認識不足，加上在勝利麵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過分誇大主觀意誌的作用，因而在速度問題上缺乏冷靜頭腦和正確指導。
三是認為當時具備了高速度條件。第一個條件是，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經濟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促使毛澤東認為，建設速度也應當適當加快。第二個條件是，可利用當時出現的“國際休戰時間”加快建設。1955年召開了兩個重要國際會議，4月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和4—7月舉行的日內瓦會議。黨中央分析認為，國際形勢趨向緩和，應當利用這10至12年的和平時期加快經濟建設，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
四是就是錯誤地把加快速度問題上的不同意見與階級鬥爭聯係在一起。這是“大躍進”能發動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對所有製急於求純，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搞“一大二公”、刮“共產風”原因的分析
最根本的原因是超越階段，即綱領、路線、方針、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現階段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黨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國情做出的基本判斷，是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極大飛躍。但在此前，我們沒有這個認識，所以容易在理論和實踐中超越階段。
超越階段的具體原因：一是實踐經驗不足，思想準備也不足。“思想準備不足”，指隨著社會主義革命迅速勝利，全麵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很快到來，全黨在理論上實踐上都還沒有作好充分準備，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的認識還很不夠。所以，探索中形成的一些雖說正確的認識，也還不牢固，更不可能形成理論體係，不易堅持，甚至會被自己否定。在階段這個問題上也是這樣。
在階段問題上，毛澤東有過至少兩次正確判斷。第一次是，提出過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三大改造後，同工商界人士座談），還把這稱作“新經濟政策”，認為可以實行相當長一個時期。但由於曆史條件限製，這一認識未深入展開也未付諸實踐。第二次是後來，當“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給國民經濟帶來嚴重損失的錯誤暴露後，毛澤東帶領大家糾錯中，又深入思考這個問題，提出我國正處於“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並說從“不發達”到“比較發達”要相當長時期。但這一正確認識同樣不但沒成為製定政策的依據，反而後來被放棄，導致對所處階段的錯誤判斷。原因就是實踐經驗不足，感性認識尚未充分，這一雖說正確的認識，尚不具備達到成熟理性認識的條件。不成熟的理論常與不成熟的實踐相聯係。但這一思想的提出，意義重大。鄧小平後來說，所謂“初級階段”，就是毛澤東說的“不發達的階段”。
二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艱巨性認識不足。以為社會主義在中國很容易搞成，而對於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後的國家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艱巨認識不是特別充分，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看得相對容易了。這是造成許多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造成所有製問題上超越階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重要理論有些不完整的理解。比如，所有製結構急於求純，與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於“社會主義是全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這一結論，作了不完整理解有關。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運用高度理論抽象方法，即把社會主義作為純粹、成熟形態研究概括出的社會主義基本特征，這種基本特征與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聯係。我們一度忽略了必須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作基礎這個前提，希望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情況下建立起單一的全民所有製，這就違反了規律，不能不對生產力發展造成消極影響。
（三）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原因分析
1957年以後，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錯誤，一是把階級鬥爭存在的範圍擴大，二是把階級鬥爭的作用誇大，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為此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分析原因，有理論上的失誤，有國際環境的影響，有製度方麵的問題。
首先是理論認識上發生失誤。一是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不可能始終存在。二是社會主義時期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不是全局性的，所以不能事事處處，天天、月月、年年講。“以階級鬥爭為綱”把一定範圍存在的階級鬥爭誇大了、絕對化了，認為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還存在全社會範圍的階級對抗，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最後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成為發動“文革”的理論基礎。三是階級鬥爭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隻能是生產力。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隻有生產力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已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所以一方麵，階級矛盾雖在一定範圍存在，但不能成為工作重點；另一方麵，大量存在的社會矛盾已經不是階級鬥爭。所以“以階級鬥爭為綱”，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理論上的失誤，導致了嚴重後果。
其次是國際環境的影響。“以階級鬥爭為綱”認識的形成，除主觀認識上的失誤外，與當時國際環境的影響也不無關係，有國際環境的惡化反映到國內生活和經濟建設裏麵的因素。例如1956年，毛澤東從蘇共二十大、國際反蘇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總結說：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搞好，那麼多反革命分子沒肅清，現在自食其果，火燒到自己頭上來了。這就是當時的國際環境對他階級鬥爭理論形成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