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問題就出在領導集團，尤其是第一把手戈爾巴喬夫身上。由於戈爾巴喬夫集團積極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與帝國主義以及國內的以所謂的“民主派”為代表的敵對勢力沆瀣一氣，把社會主義的蘇聯搞垮了，造成了亡黨亡國的悲劇。我們不來全麵地分析蘇聯演變的原因，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戈爾巴喬夫在其中起了極其惡劣的、甚至決定性的作用。正如我們黨中央領導同誌指出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戈爾巴喬夫手裏搞垮了。蘇聯的基礎設施、工業基礎都比較雄厚，資源豐富，人民的文化素質也是高的，但眼看著解體了，搞成今天這個樣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爾巴喬夫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取消黨的領導、拋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教訓深刻得很啊！”
在蘇聯解體後不久，戈爾巴喬夫自己就招認，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的理想是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他說，“我隻有身居高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他“不懈地努力往上爬”，一直爬到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總統的位子。蘇聯解體，他離開了蘇聯總統的職位，“上百的記者以為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我消滅了蘇聯和所有歐洲國家的共產主義。”在他這個蘇共中央總書記的領導下，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迅速瓦解，資本主義迅速複辟，那就毫不奇怪了。了解了這種背景，西方授予戈爾巴喬夫“諾貝爾和平獎”就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應該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出現像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以消滅共產主義為終身目的的叛徒並不是偶然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很難免的。這是因為，在當前國際國內的環境下，存在著產生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潮的土壤和條件，而戈爾巴喬夫正是這種思潮的代表人物。列寧說過：“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現象，不是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整個曆史時代的社會產物。”對於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新思維”也應該這樣看待。毛澤東同誌曾經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裏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他說，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是修正主義產生的外部條件，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是修正主義產生的內部條件。這一分析完全適用於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反共思潮。我們不應該把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及其帶來的後果僅僅看作是他一個人的作用，而應該把它放到國際國內兩個階級、兩種社會製度激烈鬥爭的背景下加以觀察，這樣才能觸及事情的本質，才能真正從“戈爾巴喬夫現象”中吸取教訓。
從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的教訓看，防止像戈爾巴喬夫那樣的修正主義分子混進領導崗位，保證各級領導，尤其是中央領導牢牢掌握在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改變顏色的關鍵。為了做到這一點，決定性的事情是要培養和選擇接班人。鄧小平強調指出：“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認真選好接班人，這是一個戰略問題，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大問題。”“要看到這是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我們有正確的思想路線，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如果組織問題不解決好，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實行就無法保證，我們向黨和人民就交不了賬。”他是從中國會不會改變顏色的高度考慮接班人問題的。他說：“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選拔、培養接班人的“四化”標準，最重要的是“革命化”，即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還是鄧小平同誌說的，領導班子“要選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自己培養起來的、政治上好的、有馬列主義修養的人還是有的”。一旦發現接班人有原則性的政治問題，就必須堅決調整，絕不姑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們黨兩任總書記接連栽跟頭，就是這樣。鄧小平同誌指出：“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後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後來，他在1992年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中，談到培養接班人的教訓時，再一次闡述了這一點。他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我們就著手選拔接班人。“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正是在選拔和培養接班人問題上把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放在第一位，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沿著正確的方向健康地發展。
蘇聯的演變以及中國經曆的風風雨雨充分證明，必須警惕領導層出修正主義，同時注意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保證各級領導，尤其是中央領導牢牢地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這樣才能使得社會主義事業長治久安。
這個問題可以不講，事實上，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經講了這個問題。
必須正確地對待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
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沒有階級鬥爭？還需要不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社會問題？這是一個關係社會主義發展全局的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以後，毛澤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來探討這些問題。他在這個問題的探討過程中，既有重要的貢獻，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理論財富，也有嚴重的失誤，導致人為的階級鬥爭，以至發動“文化大革命”，給國家帶來災難性後果。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我們應該采取科學的態度冷靜地進行分析，既要對其中錯誤的東西引以為戒，又要從中吸收有益的東西。我們不來全麵地分析這個問題，隻是想指出一點：蘇聯演變證明了毛澤東重視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問題是有極大的預見性的。
我們看一下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那一段曆史吧。那時，蘇聯的政局猶如萬花筒一般，變化無常，政治性事件層出不窮，今天這裏罷工，明天那裏罷課，時不時又爆發流血衝突。政治組織不斷產生，宣言滿天飛，不知道他們想幹什麼。在紛繁複雜的局麵麵前，人們往往不知所措。其實列寧早在1914年就對分析複雜的政治事件談到一個方法論性質的意見，他說：“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再三告誡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離開分析階級關係的正確立場。”從赫魯曉夫開始到戈爾巴喬夫長達近40年時間裏，由於蘇聯共產黨否定階級鬥爭的存在，從根本上拋棄了階級分析方法，這就看不清楚問題的實質了，也找不到對付複雜局麵的正確方法。
回顧一下蘇聯演變的過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鬥爭的核心是政權問題。蘇聯演變的實質是敵對勢力（即所謂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在共產黨內的新修正主義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的鼓勵和縱容下，三者相互配合，沆瀣一氣，向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奪取政權的過程。整個過程顯示出這樣的“三部曲”：第一步，黨外敵對勢力和黨內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分子相互勾結，全盤否定和攻擊黨的曆史和社會主義實踐，製造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做反革命的意識形態工作，搞亂了黨員、幹部和廣大人民的思想，動搖了他們的社會主義信念；第二步，敵對勢力在廣大黨員和群眾思想混亂的基礎上，瓦解黨的組織，製造政治動亂，乘亂一步一步奪取政權，而共產黨在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步步退讓，拱手讓權，最後無產階級政權被顛覆，並釀成共產黨被解散、蘇聯被肢解這樣的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第三步，資產階級政治勢力利用奪取到的政權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複資本主義經濟製度，為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奠定經濟基礎。
蘇聯演變的過程，從政治鬥爭的角度看，大體上經曆了以下幾個回合。第一回合，敵對勢力成立各種“非正式組織”，公開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第二回合，為了在政治舞台上同共產黨相抗衡，敵對勢力得寸進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黨，實行多黨製；第三回合，在“自由選舉”的旗號下，敵對勢力一步一步地奪取地方政權，進而奪取全國政權；第四回合，借“8·19”事件失敗之機，解散蘇共，肢解蘇聯。從此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了，資本主義複辟在蘇聯疆域內成為現實。
回顧蘇聯演變的過程，誰都不能否認這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在這場鬥爭中，我們可以看到，敵對勢力是多麼的猖獗，他們步步進逼，咄咄逼人，而蘇聯共產黨在否定階級鬥爭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卻是不斷妥協，直至讓出政權、自動解散。這一過程真是驚心動魄！
我國生產資料所有製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這一論斷，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很多人不理解，而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國內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議，然而我國1989年的政治風波，用鄧小平的話來說，“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課”，而蘇東劇變則用資本主義複辟這一活生生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這一論斷是多麼正確、多麼具有預見性。
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問題必須有一個科學的、實事求是的估量。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誇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誇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我們黨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指出在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消滅以後，階級矛盾已經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鬥爭已經熄滅的觀點。”這是科學的論斷。蘇聯的悲劇恰恰是忘記了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階級鬥爭，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用民主社會主義的階級調和論來處理客觀上存在的激烈的階級鬥爭，結果丟失了政權，落得個亡黨亡國的悲慘下場。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明確，即要把以階級鬥爭為綱同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區分開來。“綱”是指黨的中心工作。毫無疑問，在生產資料所有製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大規模群眾性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的情況下，階級矛盾不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時，黨的工作仍以階級鬥爭為綱是錯誤的。然而正如上麵指出的，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仍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因此，我們還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江澤民曾經指出：“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於階級鬥爭已不存在了，隻要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鬥爭的複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有關的政治生活現象。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得不佩服壟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政治敏感性，他們對階級鬥爭理論在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地位有著十分明確而清醒的認識。美國最後一任駐蘇聯的大使馬特洛克寫的一本回憶錄《蘇聯解體親曆記》，就是一個證明。這位曾經親身經曆並大力促成蘇聯解體的外交大使有一段十分精彩而又令人深省的論述，他說：“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願意拋棄階級鬥爭觀念，那麼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裏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他是不讚成馬克思主義的，但是他抓住了一個要害問題：抽掉了階級鬥爭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連西方都可以認可的那種社會裏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所以，一當戈爾巴喬夫1988年12月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拋棄了階級鬥爭理論，馬特洛克就放心了，他看到戈爾巴喬夫已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預感到蘇聯很快就會變成“別樣的社會”，即美國也可以認可的社會，這當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事實已經證明，馬特洛克這種看法和預感的理論邏輯是正確的。顯然，他對階級鬥爭理論的意義的認識，遠比我們隊伍中熟讀了馬克思主義著作但在分析現實問題時往往忘卻了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的人，要深刻得多。
蘇聯是我國的一麵鏡子。如果說在50年代初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麵正麵的鏡子的話，那麼，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的演變，則是一麵反麵的鏡子。殷鑒不遠，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鬥爭遠未結束，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遠沒有過去。在這種情況下，結合蘇聯演變的實際，重溫毛澤東有關蘇聯問題的一係列思想是具有重大而深遠意義的。可以預料，隨著時間的推移，毛澤東這些思想將會越來越顯示出它燦爛的真理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