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毛澤東那麼重視斯大林問題呢？在我國革命的曆史上，斯大林的某些決策曾經傷害過我們黨，為什麼在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時候，我們還要挺身而出，來捍衛斯大林呢？
這是因為斯大林問題不僅僅是對斯大林個人的評價，而且關係到對蘇聯社會主義製度以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段曆史的評價。在列寧逝世以後的30年時間裏，斯大林是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主要領導人，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領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過某些嚴重的錯誤，但是，這些錯誤同他的偉大功績相比較，畢竟是第二位的。科學地評價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正確的方麵（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麵），也就是捍衛社會主義，捍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以，我們黨強調，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醜化了無產階級專政，醜化了社會主義製度，醜化了偉大的蘇聯共產黨，醜化了偉大的蘇聯，也醜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斯大林問題上，我們黨完全撇開了曆史上個別事件的恩恩怨怨，而是從世界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從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戰略高度，來批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
如果把事情放到國際背景來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在世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立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完全是適應了帝國主義的需要。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把斯大林醜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鬥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赫魯曉夫是“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門去”的。
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後果，在當時就已經顯示出來了：由於否定斯大林引發的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信念的動搖，一時間世界上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猖獗，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匈牙利事件，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有三分之一的黨員退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繼承赫魯曉夫的衣缽，把否定斯大林作為他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的突破口，提出要“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粉碎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有關的一切東西”，“告別過去”，“根本改造整個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形象地說，要炸毀過去的一切”，等等。這次否定斯大林的嚴重後果是眾所周知的了：政局急劇動蕩，蘇維埃政權遭到顛覆，社會製度迅速由社會主義演變為資本主義，最後以蘇共被解散、蘇聯被解體這樣的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而告終。
蘇聯共產黨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這樣一段曆史表明，如何評價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確是事關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的原則問題，當時我們黨和毛澤東抓住斯大林問題同赫魯曉夫展開辯論，並不是說了一些沒有意義的空話，而是具有戰略意義的。
清代思想家龔自珍說過一句名言：“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推翻一個政權，必須先要否定這個政權的曆史，把它妖魔化，而要做到這一點，醜化這個國家的領袖是最便捷的途徑。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是深諳此道的。在我國，敵對勢力千方百計誣蔑、攻擊毛澤東，也是這種手法的表現。他們反對毛澤東，並不僅僅是反對他個人，而是反對他開創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以便轉而“向英美學習”，“回到人類文明的正道”，即恢複資本主義製度。我們黨是成熟的政黨，一眼就看穿了這種圖謀。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針對國內出現的一股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思潮，旗幟鮮明地提出，要正確評價毛澤東，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並把這一點寫進了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就從根本上粉碎了敵對勢力的陰謀，保證了我國政局的穩定，並為改革開放奠定了理論基礎、創造了政治前提。這是鄧小平的偉大曆史功績之一。如果當時我們讓這股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思潮泛濫開來，勢必造成思想混亂、政局動蕩，社會主義道路無法堅持，作為社會主義製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更是無從談起！
意識形態領域是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前哨陣地
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核心是政權問題。敵對勢力要實現資本主義的複辟，必須奪取政權，然後才能利用政權的力量，恢複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製度。然而要奪取政權，必須先做意識形態工作。道理很簡單，在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如果馬克思主義居於指導地位，黨內以及整個社會有統一的社會主義的理想和信念、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那麼任何政治勢力都不可能從無產階級手裏奪取政權的。隻有把思想搞亂了，整個社會，尤其是黨內喪失了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念，那麼黨組織也就癱瘓了，喪失了戰鬥力，這樣敵對勢力就可以順利地奪取政權。所以，意識形態領域是共產黨同敵對勢力鬥爭的前哨陣地，也是敵對勢力複辟資本主義製度的突破口。毛澤東指出：凡是要奪取一個政權，總是先製造輿論，做意識形態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階級也是這樣。這是一個帶規律性的現象，蘇東劇變的過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度存在一種傾向，即隻重視經濟工作，忽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仿佛隻要把經濟搞上去了，無產階級政權就自然而然地鞏固了。毫無疑問，經濟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隻有把經濟搞好了，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才會擁護社會主義，這是社會主義製度得以鞏固的基礎。但是，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僅僅把經濟搞上去是不夠的。蘇聯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不到七十年時間裏，在發展經濟的環境十分惡劣的條件下，從一個工農業生產極其落後的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成績是有目共睹的。這一點，連一貫反共的撒切爾夫人也是承認的。然而卻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短短六年時間裏突然崩潰，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江澤民在總結蘇聯演變的教訓時指出，蘇聯的亂，實質是先把思想搞亂了，他們拋棄了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使得黨失去了理想、信念。思想混亂是從赫魯曉夫開始的，而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達到了頂點。所以葉利欽一聲令下，解散蘇共，蘇共就一點抵抗力都沒有。最近，習近平同誌更是明確指出：“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台？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後‘城頭變幻大王旗’隻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啊！全麵否定蘇聯曆史、蘇共曆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曆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什麼作用了。”
總結曆史經驗，中央多次強調，經濟工作搞不好要出大問題，意識形態工作搞不好也會出大問題，在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能放鬆意識形態工作。
在蘇聯的演變過程中，敵對勢力複辟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工作可以概括如下：核心是全盤否定黨的曆史和社會主義實踐，突破口是醜化和誣蔑黨的領袖，方法是把非意識形態化作為過渡，逐步誘導群眾。
讓我們看一看20世紀80年代後期蘇聯意識形態領域的狀況吧！當時擔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利加喬夫在後來的回憶錄《戈爾巴喬夫之謎》中作了這樣的描述：從1987年秋天起，在蘇聯的不少報刊上開始出現一股歪曲和汙蔑蘇聯曆史的逆流，“暴露文章猶如狂濤惡浪，席卷了輿論工具。極右報刊所描繪的不是多維的曆史，不是成就與錯誤相互矛盾地交織在一起的曆史，而隻是陰暗的汙點。根據那些文章判斷，過去沒有一點好東西，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在這塊土地上毫無意義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時代的延續性被切斷了……這種不公正的、惡意中傷的、不真實的歪曲報道驚擾和刺激了社會氣氛。於是矛頭開始對準了共產黨、蘇共，對準了黨的曆史（我再說一遍，這是艱難的，然而是光榮的曆史），最終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對曆史的懷念。”利加喬夫的這一描述真實地反映了蘇聯當時的輿論狀況。
蘇聯政局劇變過程中，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製造的輿論的核心內容是，全盤否定甚至攻擊汙蔑蘇聯共產黨的曆史和社會主義實踐。他們說共產黨不隻是犯了錯誤，而且是犯了罪的組織，甚至“同法西斯組織一樣”；衛國戰爭的勝利不過是“大法西斯打敗了小法西斯”；他們把現實社會主義製度說成是“極權社會主義”、“軍營社會主義”、“官僚專製”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非但毫無成就可言，而且給人們帶來的“隻是災難”；他們攻擊十月革命是少數暴徒發動的政變，使俄國離開了“人類文明的正道”，七十年社會主義道路是“曆史的迷誤”。諸如此類的謬論，俯拾即是。總之，社會主義是一部“不光彩的曆史”，必須與之“一刀兩斷”、“徹底決裂”。一時間，“告別過去”、“炸毀過去的一切”等口號充斥輿論，成為宣傳的主調。
敵對勢力全盤否定和攻擊蘇聯共產黨的曆史和社會主義實踐，目的是“一箭雙雕”。一方麵，他們通過這種曆史虛無主義的輿論，公開地提出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要求“把共產黨排擠出政治舞台”，甚至要求“審判共產黨”、取締共產黨；公開要求拋棄社會主義製度，恢複資本主義製度。另一方麵，他們利用這種輿論瓦解與敵對勢力作鬥爭的力量，使共產黨員都成了是犯錯誤組織、甚至犯罪組織的一員，抬不起頭來；他們利用這種輿論把社會主義搞臭，社會主義成了一個貶義詞，使人民對社會主義失去信任。這種輿論一旦成為主流，敵對勢力對黨和社會主義發起的進攻，變成了一件伸張正義、理所當然的事了，同時使得正直的人們難以挺身而出起來捍衛黨、捍衛社會主義。當戈爾巴喬夫等宣布解散共產黨、解散蘇聯時，在蘇聯全境幾乎沒有出現任何有組織的抗議，更不用說有力的反抗了。這對具有90年光榮革命傳統的蘇聯共產黨，對具有70年曆史的世界強國的蘇聯來說，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然而了解了當時那種“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狀況時，就不難理解了。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西方敵對勢力把做意識形態的工作，放在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第一條。
值得研究的是，這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盡管是違反曆史事實的謬論，為什麼卻能在蘇聯社會上逐漸地成為主流思想、左右了整個輿論呢？這是蘇共中央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領導集團提出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的結果。戈爾巴喬夫上台不久就提出所謂“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的方針。他主張的民主化，是不分階級、不講專政和集中的民主，這為反共勢力的猖狂進攻打開了綠燈；他主張的公開性，是放手反共勢力大肆渲染和誇大蘇聯曆史上和現實生活中的錯誤和消極現象；他主張的多元論，是允許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的言行合法化，聽任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所有這些民主、公開、多元，都是“單行道”，隻準發表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不準有人針鋒相對地進行批判；隻準反共勢力毫無阻礙地組織遊行、集會、罷工、罷課，卻不準共產黨進行反擊。在這條方針、路線指引下，敵對勢力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而共產黨自己的手腳卻被捆住了，隻能聽任敵對勢力的攻擊，束手待斃。利加喬夫在回憶錄中曾詳細敘述了這樣一個令他迷惑不解的事件：敵對勢力否定和攻擊黨的曆史的文章鋪天蓋地而來，蘇共中央政治局對此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從未提出異議；而安德列耶娃的主張對黨的曆史進行實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剛一發表，蘇共中央政治局卻立即作出反應，又是開會討論要求人人表態，又是組織寫批評文章進行反擊，又是查背景力圖揪出後台。用利加喬夫的話來說，這是思維的“雙重標準”：對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文章，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出現捍衛社會主義的反駁文章，則進行追查，予以圍剿。其實，這並不會使人迷惑不解，而正好是對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的最好注解。
在目前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裏出現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是很難避免的，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關鍵是如何對待這種思潮，是堅決製止和鬥爭，還是任其泛濫。蘇聯的教訓是當敵對勢力散布各種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論時，共產黨不僅不與之進行鬥爭，反而為了標榜“民主”、“自由”而予以鼓勵，甚至沆瀣一氣，於是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被妖魔化了，群眾對黨失去了信任，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從而為製造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的政治動亂創造了條件。蘇聯的劇變從反麵證明，我們黨強調全黨要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強調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來引領各種社會思潮，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怎麼估計都不為過。
要警惕黨的領導層出問題，
注意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
毛澤東在批判赫魯曉夫的錯誤時，看到了黨內，尤其是領導層出修正主義的危險性。他把警惕黨內尤其是領導層走資本主義道路和接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危險，作為一個戰略思想，作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提了出來。1965年8月，他在一次談話中強調指出：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一切都變了，整個國家會改變顏色。所以，他特別重視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問題。他說，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搞和平演變，是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們中國）、所有共產黨（包括我們中國共產黨）敲響了警鍾。帝國主義對我們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沒有指望了，但他們寄希望於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變”。因此我們要準備後事，要培養革命接班人。他還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應該具備的條件。盡管在培養接班人的實踐中發生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這一思想不能不說是很有預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