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5月，傾向革命的《蘇報》館主陳範，聘請愛國學社學生、年僅22歲的章士釗擔任主筆，“本報恣君為之，無所顧藉。”章士釗痛感言論奄無生氣，人心無從振發，於是在《蘇報》上大事宣傳鄒容的《革命軍》，刊登章太炎嘲弄“載湉小醜，未辨菽麥”的文章，不惜以身家性命，“為爆炸性之一擊”。清廷大為震怒，指使地方官吏向租界當局交涉，對相關人員實施拘捕。章太炎坐等被捕，“鄒小弟”自動投案。被清廷賞予二品頂戴的《新聞報》老板福開森，派記者到監獄勸說章太炎，向其宣傳封建倫理思想。章太炎嗤之以鼻：“去矣，新聞記者……天命方新，來複不遠，請看五十年後，銅像巍巍立於雲表者，為我為爾，坐以待之，無多聒聒可也！”章太炎把法庭當作宣傳革命的講台，每次審畢，他乘坐馬車，高誦“風吹枷鎖滿城香，街市爭看員外郎”詩句，意氣洋洋地返回監房，萬人圍觀，街衢為之擁堵。“蘇報案”曆時10月，前後開庭7次，方於次年5月22日結案，章太炎被判監禁三年，鄒容兩年。鄒容年少氣盛，積憤成病，在監禁期滿前兩個月瘐死獄中，章太炎則於1906年6月29日刑滿出獄，被孫中山派人接往東京，委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主編的重任。
被譽為“元老記者”的於右任，在1909年5月至1910年10月的一年半內，兜轉於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間，屢封屢辦，堅忍卓絕，連續創辦了一脈相承的“豎三民”——《民呼日報》、《民籲日報》、《民立報》，為國民效馳驅，為神州樹義聲。尤其是《民立報》，在宣傳革命、聯絡誌士方麵，厥功至偉。孫中山在海外聞訊武昌首義成功，火速歸國，抵滬後首次出門拜訪的同誌就是於右任，並題寫“戮力同心”四字勖勉《民立報》同人。後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論功行賞，又向《民立報》頒發了“旌義狀”。
在望平街上，報人們為了民族的尊嚴，眾誌成城，寧死不屈。
1937年10月5日，《上海報》、《大晶報》、《小日報》、《正氣報》、《世界晨報》、《金剛鑽》、《東方日報》、《明星日報》、《福爾摩斯》、《鐵報》等10家小報，在淞滬抗戰激烈進行之時，聯合發行《戰時日報》，放棄往日的吟風弄月和追星捧花，擔負起建立民族“精神堡壘”的責任：“我們為什麼要幹這樣一張小型刊物，我們是不願在這大時代行進中，來放棄我們的責任，我們未曾忘記自己是一個大中華民國的百姓，我們知道自己是有五千年曆史的黃帝子孫，所以我們要幹，幹到敵人的鐵騎，不再來踐踏我們的國土為止，同誌們請大家來努力吧！”上海陷落後，日寇強令各報新聞送檢。上海《大公報》發表社評，“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誌，在平時，我們對國家無所讚襄，對同胞少所貢獻，深感慚愧，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為同胞勉者，惟有這三個字——不投降”，毅然停刊，遷往內地。與《大公報》一樣義不受辱，不接受日寇新聞檢查而停辦或內遷的報紙有30家，它們是：《救亡日報》、《立報》、《申報》、《民報》、《神州日報》、《戰時日報》、《辛報》、《抗報》三日刊、《戰時聯合旬報》、《救亡周刊》等。
“孤島”時期，《大美晚報》附刊《夜光》主編朱惺公，因發表痛罵汪偽投敵的文章而收到一封恐嚇信，上寫“如再惡意謾罵，將被國法宣判死刑”。朱惺公毫不畏懼，又在《夜光》上發表了一篇《將被國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洋洋灑灑，對汪精衛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文章說，汪精衛的行為如欲國人不反對，除非將中國人趕盡殺絕；自己若因反汪而死，英靈必將彪炳於雲霄之上，與日月爭光。“餘生作庸人，死作雄鬼，死於此時此地，誠甘之如飴矣。”1939年秋的一個下午，朱惺公從寓所步行去報館，路上突遭暴徒狙擊，彈中太陽穴而死。一代報人，生為人傑，死作鬼雄！
短短的望平街，與世界潮流同步，呼吸相通。
1917年11月，《申報》的張蘊和、張竹平、伍特公，《新聞報》的汪漢溪、馮以恭，《時報》的包天笑，《神州日報》的餘穀民，《中華新報》的張群，《民國日報》的吳蒼，《新申報》的席蓉軒，《時事新報》的馮心支，《亞洲日報》的薛德樹等上海新聞界代表，組團考察日本新聞業。考察團先後訪問了東京、九州、大阪、長崎等地報館，詳細了解和學習東鄰新聞業的發展情況與管理經驗。
1921年10月，第二次世界報業大會在檀香山召開，我國有董顯光等六位代表與會。代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董顯光，曾受業於世界報業大會會長、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威廉博士，因此中國代表團頗受大會歡迎和器重，有四位代表在大會上做了主題發言。《申報》派出的代表是王伯衡和王天木，史量才雖未到會，亦被推選為大會副會長。
1921年11月，英國《泰晤士報》老板北岩爵士，來滬考察新聞事業。他先後同上海日報公會、新聞記者聯合會代表進行座談，並參觀了《申報》、《新聞報》、《大陸報》、《時事新報》、《時報》等報館。史量才在巍峨壯觀的申報館三樓餐廳，宴請這位有“艦隊街拿破侖”之稱的異國同行。高朋滿座，意興湍飛。席上，北岩爵士盛讚《申報》：“世界幸福之所賴，莫如有完全獨立之報紙，貴報與敝報差足與選……‘百聞不如一見’，此次廣觀貴國情形，對貴館方麵深抱樂觀。”一個月後，世界報業大會新聞調查委員會會長、美國新聞學家格拉士也來訪望平街。在申報館舉行的茶話會上，格拉士期望中國報界，也能夠像美國和列邦報界一樣，有獨立精神，不受政治潮流之浸潤與打擊，心力專一，唯人民之幸福是謀。東道主史量才答曰：“雖十年來政潮澎湃，本館宗旨，迄未偶移。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與頃者格拉士君所謂‘報館應有獨立之精神’一語，本館宗旨，似亦隱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誌，辦報一年，即實行此誌一年也。”
短短的望平街，有多少報人故事，英雄傳說。
創刊於1916年1月的《民國日報》，雖為國民黨的言論機關，卻是上海有名的窮報館。某一冬夜，各版新聞都已經排好，天也快亮了，可是白報紙還沒有著落。社長葉楚傖和經理邵力子兩人，隻好脫下身上的皮袍，送到當鋪抵押一點錢，買了幾十令白報紙，才開機印報。生活雖然艱苦，但是大家在革命熱情的鼓舞下，工作非常努力，報紙內容十分精彩。葉楚傖乃詩酒文豪，在編輯室常常是一邊喝高粱，一邊嚼花生，一邊寫評論，酒後文思湧發，氣勢如虹。後來北伐成功，葉、邵二人都離開望平街進了官場，《民國日報》的聲光也就黯淡下去了。
陳布雷也曾經是望平街上的一支健筆。1921年上海《商報》創刊，他擔任總編輯，以“畏壘”之名發表的抨擊軍閥、支持革命軍北伐的政論享譽一時，多為革命報刊所轉載。後來任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長的程滄波，當時正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即開始向各報投稿，文章受到陳布雷的推重，便經常替《商報》寫文章。程滄波每於星期六下午去商報館看望陳布雷，陳也常常請他到附近的寧波菜館小酌。1924年寒假，京滬路因“齊盧之戰”中斷，程滄波無法返鄉，就留在上海，天天晚上到《商報》寫雜評。《商報》當時經濟窘迫，兩大間編輯室勉強生了一個火爐，大家圍坐其中，幾包花生米其樂無窮。程滄波說，他為《商報》寫了三四年文章，從沒有支取過一文稿費。他當時從梵王渡乘船到租界，幾視望平街和自己的老家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