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66年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提出生態學的觀念，到1973年挪威哲學家阿倫·奈斯提出深層生態學，實現了自然科學實證研究與人文科學世界觀的結合，隨之生態哲學、生態神學、生態美學、生態倫理學等等應運而生，形成了當代的“深綠色”理論與批評。這些理論都企圖突破主客二元對立機械論世界觀，提出係統整體性世界觀；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與責任，反對“人類中心主義”，主張“人一自然一社會”協調統一；批判自然無價值的理論，提出自然具有獨立價值的觀點，強調人與萬物的平等，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和將人的權利淩駕於萬物之上；同時，提出環境權問題和可持續生存道德原則，強調科技的人文化。可以說，生態批評的興起正在不斷衝擊著現代性觀念，從理性、主體性到自由、民主、發展……現代性方案再次麵臨全麵的修葺。我們不得不重新設置人與自然、人與萬物的關係。
技術本應是改善人與自然關係的力量，但它扮演了雙重角色，造成惡果的一麵隻能由人類自己來負責。我們因此而否定科學技術也是不對的，技術帶來的生態危機應該引發我們重新反思我們使用科技的行為方式和目的，反思科技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人類受信念倫理的控製，將手段當作目的，這樣，就變成了西美爾所批判的現代人把金錢當作目的一樣。人類追求幸福與自由，但是，卻沉醉在追求這些目的的手段中，“金錢隻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梁，而人是無法棲居在橋上的”。同樣，技術也隻是通向最終價值的橋梁，人最終無法棲居在這一純粹手段上。陷身於手段迷宮的現代人，隻不過是在手段上建築新的手段，而幸福和目的始終遙不可及。西美爾指出：“目標為手段所遮蔽，是所有較高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征和主要問題。”
技術控製的兩難在於，我們今天已經無法擺脫技術意誌的糾纏。一方麵我們抱怨技術破壞了地球，另一方麵我們又寄希望於新技術來改變這種現狀。我們今天每一種新的發明與技術誕生，同時就需要有更多的技術與發明來解決這種新發明帶來的負麵問題，技術正在處於不斷的惡性循環之中，這是技術增長的宿命。這種本質被稱為“座架”的技術，使得“人被坐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著、要求著，這股力量是在技術本質中顯示出來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製的力量”。技術就是人的命運，人存在的天命，因此人也無法操縱技術，當人類恐懼技術的時候，除了尋找新的技術外，沒有什麼是可以暫時對抗技術統治的。“新時代技術的行星運動是一股力量，這股力量規定曆史的偉大作用是無論怎麼估計也不為過的。我認為今天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能夠為技術時代安排出一個——而且是什麼的一個——政治製度來。我為這個問題提不出答案”。因此，海德格爾發出了絕望的歎息：“隻有一個上帝能救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