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民主國家，死刑的使用正遇到空前的限製和阻力。比如美國，時常發生這樣的事：一個在我們眼裏“萬惡不赦”的罪犯，卻引得無數民間人士為其奔走呼號、簽名抗議，以免除一死……或許，正由於對剝奪生命的曆史充滿夢魘般的恐懼，所以對每一次行使“剝奪”的權力，人們都充滿了警惕和緊張，忍不住慎之又慎。
在一塊沒有民主和自由的土地上，不同精神信仰必然意味著彼此征服的鬥爭，其結果必是反反複複的一元政治和專製輪回。它的曆史，亦必然伴隨著洶湧的殺機和人頭漲落的潮汐——其中包括君主和各式獨裁者的人頭……那麼，怎樣緩解信仰多元造成的政治矛盾？怎樣降低意識形態衝突帶來的社會消耗與曆史成本？文化、精神與信仰“統一”，乃一個現代國家所追求的必需的目標嗎？
文化麵貌與政治形態的關係，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癲狂、嚴厲、偏執、激烈、苛刻……不僅是獨裁者個人的精神氣質，幾乎也是所有威權政治的精神特征。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過：“共和國的精神是和平與溫厚。”“和平與溫厚”作為一種精神特征，這一定程度上已成了檢驗一個國家製度“共和”與否的最大砝碼。
在此，看看美國人吧。
自有史以來，美利堅即是一個信仰多元、主義自由的國家。二百多年裏，除一次不得已的“南北戰爭”外，基本上無內戰發生，更沒有血腥的權力之爭。而南北戰爭最直接的起因，並非農奴問題（林肯政府本欲通過經濟和文化滲透的方式逐漸消解之），而是南方州脫離聯邦的分裂行為。耐人尋味的是，美國人（尤其是勝利者）在經曆了這場殘酷的“同室操戈”之後所表現出來的自由理念——政治文化上的寬容態度！因最初意識形態對立而燃起的仇恨，竟然在最短時間內被雙方共同打掃得幹幹淨淨！一場死傷百萬人的鏖戰（南北戰爭曆時四年，北方傷亡六十三萬人，南方傷亡四十八萬人）幾乎沒留下精神後遺症！那麼，美國人到底怎麼做的呢？
或許，有一些細節最能說明問題：在美國的國會大廈裏，陳列著眾多雕像，那是國會決定讓每個州送來的本州英雄的雕像，每州兩座。結果，弗吉尼亞州送來的竟是南北戰爭中赫赫有名的兩位“叛軍”首領——南方臨時總統傑弗遜·戴維斯和南方軍統帥羅勃特·李將軍。誰知，國會照單領受，毫無拒斥之意（按我們的經驗，這確有點兒匪夷所思——“送”本來就是一種“冒犯”，“收”更是一種自辱自侮的“荒唐”）。另外，作為美國曆史上最重大的衝突事件，南北戰爭在各自地區竟矗立著不同（甚至迥然相反）的記憶姿勢：在南方，隨處可見南軍紀念館和將士雕塑，至今還保留著各式紀念活動，公然讚美他們的子弟兵——“叛軍”竟有滋有味地享受著“英雄”的曆史禮遇！即使在北方，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葛提斯堡古戰場遺址，陳列物也如實地訴說著當年雙方的戰績與英勇，李將軍立馬抽刀的銅像威風凜凜，氣勢上甚至比南方的更生猛雄壯……你看不到半點厚此薄彼的意思。
這裏體現了美國人的一種主流精神：對多元文化（甚至異質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對不同意識形態的包容與寬待！拒絕文化的權力壟斷！
有人曾做過問卷調查：在美國人自己看來，在二百多年的美利堅曆史上，他們最引以為傲的“國家成就”是什麼？絕大多數人回答的並非經濟繁榮之類，而是“聯邦製的美利堅合眾國始終沒有分裂！”眾所周知，在文化與政策的聯係上，美國的聯邦製是一種極為鬆散和疏離的關係。世界上那麼多以中央集權為能的國家都時常麵臨分裂的危險，而美國竟然不以此為虞，為什麼？
奧秘恐怕就在它的“自由主義”的國家精神上，即孟德斯鳩標榜的“和平與溫厚”！這在處理南北戰爭一事上表現得尤為充分。戰爭一結束，林肯總統就及時頒發了大赦令，赦免全部南方軍將士的戰爭罪。那位投降的李將軍，既沒有因“叛北”而遭到北方人的報複，也沒有因“叛南”而招致南方人的唾罵；相反，由於他抵製國家分裂，避免了更多青年的犧牲，且敢於犧牲個人的軍事榮譽，卻同時贏得了南北方的共同尊重……在這樣溫藹和寬鬆的政治環境裏，戰爭傷痛和鬥爭仇恨是很難不被融化的。
想象如今世界上仍有多少國家為內戰宿怨和信仰衝突，其仇恨綿延幾十年甚至幾世紀而不得消弭，再看看美國國土上那些巍峨的“李將軍”塑像，不得不讓人感歎、深思——愈是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其社會結構反而更穩定；愈是強調意識統一，卻往往適得其反，國家更加混亂與虛弱。有時候，政治信仰和意識形態上的妥協，其受益者就是大眾，就是國家和曆史。對這種消化結怨、彌合傷口的政治胸襟和精神能力，你不得不油生敬意和羨慕。
正像林達在《我也有一個夢想》中所說：“誰有權力來製定記憶版本？是政府嗎？政府沒有這個權力，它也沒有教育部，因此也沒有統一的教科書。是曆史學家嗎？他們可以各抒己見，但是同樣沒有權力規定一個統一的記憶版本……誰是誰非也許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誰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記憶版本。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終不同意北方的記憶，卻再也沒有衝動要第二次從北方分裂出去的關鍵原因。”
剝奪別人的記憶，也就是剝奪自己的記憶。剝奪別人的自由，即等於剝奪自己的自由。這正是自由主義的理念。盡量構造一個寬鬆、妥協、和解、多元的政治氛圍，使得每一個生活其中的人都有安全感和穩定感；盡一切力量和可能化解仇恨、消弭裂痕、舒緩矛盾，減少政見紛爭給社會和民眾帶來的災難，降低鬥爭的曆史成本和消耗，是二百年來美國政治文化的最大特點之一。
二百年間，美國曆史上幾乎找不到“政變”、“起義”、“革命”的任何記載，並不意味著它沒有黨派糾紛和集團之爭。但這種競爭都是基於理性的，且嚴格按一種縝密而謹慎的遊戲規則來進行。你見不到那種“你死我活”、“仇人相見”的武力衝突，沒有硝煙，沒有血腥，沒有牢獄之險。黨派團體（成員之間，成員和領袖之間）基本上是一種鬆散的臨時組合，沒有絕對的意誌服從和忠誠，沒有思想上的依賴與隸屬關係，亦就無所謂“背叛”和因之而起的黨內迫害和清洗了（在尼克鬆“水門案”中，那些指控他——甚至對之最不利的人中，不就有很多自己的同黨成員嗎？）。
所以在美國，失敗的政治家是不存性命之憂的，既無被誅的總統，亦無被處死的將軍，連逃亡和流放的都沒有，無論犯下多大過失，他們都相信“美國”這個巨大掩體所能提供的安全，相信“公民”一詞所意味的權利與公正。所以，“和平與溫厚”，除了體現在它的國家精神、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上，有時還折射在對一些特殊弱勢群體的態度上：比如戰爭中的己方被俘人員（有時甚至是主動繳械），他們不僅沒有遭遇歧視和迫害，反而在生命價值上被給予了充分尊重、嗬護與諒解（正是基於這種對母邦文化的信任，曆次戰後，美國戰俘幾乎沒有發生過拒絕返鄉的事情）。對待外敵，也基本上實行同樣的原則。二戰晚期，大批的敵軍士兵寧願被盟軍俘虜也不願被蘇軍俘虜，至少暴露出了他們對不同意識形態——“溫厚”與“嚴厲”——的一種選擇和信任度的投票罷。
（王開嶺文，原載《書屋》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