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讓作家得到了巨大的聲譽，一時間索爾仁尼琴的各種社會活動應接不暇。1962年12月中旬，索爾仁尼琴得到了赫魯曉夫的接見。赫魯曉夫以其慣有的坦率和粗俗的作風摟著他的肩膀表揚他。不用申請他就自然的成了作家協會的會員，還差一點獲得了1964年度的列寧獎金——如果成為事實的話，會是十分有趣的：把一個以列寧的名字命名的獎金授予後來的蘇聯政權的敵人。
據1963年3月10日的《真理報》報道，赫魯曉夫在克裏姆林宮的一次接見中熱情讚揚了《伊凡·傑裏索維奇的一天》，他說，這是“一部從黨的立場真實地闡明那些年代蘇聯實際情況的作品”，還說這是一本“重要的書和需要的書”。也許是出於疏忽，這位第一書記把這本書的作者也稱著伊凡·傑尼索維奇。赫魯曉夫還在中央全會上公開了當初討論這本書的出版問題時許多人不置一詞的經過。顯然，這本書由於其獨特的內容，在最高領導人那裏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和籌碼。當然，由於赫魯曉夫的讚揚，這本書的知名度也進一步提高。那一次中央全會出現了這樣的場麵，每個與會者都得到了兩本書，一個是全會的材料，另一本是第十一期的《新世界》。有幾千本本來是準備在莫斯科零售的雜誌也被緊急調運到會議的服務點，這是曆史上從沒有過的奇觀。
但是，即使在這個時候，赫魯曉夫對索爾仁尼琴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當特瓦多夫斯基把作者的另一部小說《第一圈》送給列別傑夫，試圖再走一次上層路線時，他得到這樣的回答：“您還不知道誰現在很不滿意而且後悔讓《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出版了！”後來的材料證實，赫魯曉夫曾向一位退役將軍訴過苦，他說：“你要知道索爾仁尼琴讓我觸了多少黴頭就好了。今後我可不再幹這些事情了。”顯然，由於下令出版這本描寫集中營生活的小說，他受到了政敵的責難，而且預感到有人會利用這件事向他發難。
赫魯曉夫的後悔已經有些晚了，兩個月之後他就在一次“宮廷政變”中被趕下台，一個平庸的黨務工作者勃列日涅夫接替了他的總書記職位。在得知赫魯曉夫下台的消息後，索爾仁尼琴一時處於難以形容的尷尬境地。他這樣描述了自己的心境：“我是被赫魯曉夫捧起來的，在他麵前，我沒有行動的真正自由，我應當在對他和列別傑夫的態度方麵永遠畢恭畢敬感恩戴德，盡管這對於一個從前的勞改營分子來說是可笑的，懷著一種人對人的感激心情，這種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現在，我擺脫了庇護（有過這種庇護嗎？），也就隨之擺脫了對他們的感恩戴德。”
無論索爾仁尼琴是否承認這種“庇護”，他的命運是同赫魯曉夫緊緊聯係在一起的。隨著赫魯曉夫的下台，他的困境也日益加劇，作品被禁止，住宅被搜查，行蹤被監視，終於於1974年2月被驅逐出境，被迫流亡國外長達二十年之久。無可否認，是一位領導人造就了一位傑出的作家。如果沒有赫魯曉夫，或許索爾仁尼琴永遠都隻會是梁讚市一名默默無聞的教師。然而，有人把赫魯曉夫的下台歸咎於索爾仁尼琴，這是荒謬的。赫氏的下台是蘇共政治鬥爭的結果，一個作家遠沒那麼大的力量。但是失去赫魯曉夫的庇護對索爾仁尼琴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無可否認，後來作家遭遇的一係列迫害都是失去這種庇護的結果。但是，如果赫魯曉夫長期執政，索爾仁尼琴還能成為一名有獨立人格的作家嗎？很難。連他自己也承認，他必須永遠對自己的恩公感恩戴德，否則在良心上會有愧的。他的大多數直接批評蘇聯政治的作品都是赫魯曉夫下台後才在國外發表的。如果赫氏不下台，也許，他也許會像肖洛霍夫和巴巴耶夫斯基那樣成為一名享受特權的文人，甚至最終會像高爾基和阿·托爾斯泰那樣被拉進領導層，但是，作為一個作家，他的創作生命也許早就終結了。
作為蘇聯體製改革先鋒的赫魯曉夫的下台導致了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停滯僵化的勃列日涅夫時代，無疑是蘇聯政治的悲劇，但對於索爾仁尼琴而言，既是個人生活的不幸，又是一次創作生命的再生。對於赫魯曉夫而言，這個牧童出生的第一書記對於文藝是百分之百的門外漢，做過的蠢事足以抵消做過的好事。他對於索爾仁尼琴及其作品的特殊照顧更多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這個他在不經意間抬舉起來的作家後來終於成為蘇聯政權的掘墓人之一，這才是曆史給予的最大諷刺。
（張曉強著：《索爾仁尼琴——回歸故裏的流亡者》，長春出版社1996年版）
（戴慶華文，原載《書屋》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