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蘇聯時期的作家和藝術家中，曾有許多人得到過高級領導人的青睞，少數人還同高層領導人建立了特殊的私人關係，如列寧、斯大林與高爾基，斯大林與肖洛霍夫等。不過，這些得到高層領導人親睞的作家藝術家在進入領導人的視野之前就已經聞名遐邇。在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的社會裏，得到賞識多少也算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索爾仁尼琴幾乎算是惟一的例外，在進入高級領導人的視野之前他還是梁讚市一個清貧的教師。他的一夜成名是同赫魯曉夫分不開的，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個後來成為蘇共敵人的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就是赫魯曉夫一手造就的。張曉強先生的《索爾仁尼琴——回歸故裏的流亡者》對此有著較為詳盡的敘述。
索爾仁尼琴以“進行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在集中營度過了八年的監禁歲月，1953年才獲得釋放，但釋放後按照規定又在哈薩克共和國的一個遙遠荒涼的小村莊度過了三年流放歲月。雖然他在勞改營中就開始了自己的創作構思，被釋放後仍然堅持不懈地寫作，但是，他的作品隻是寫給自己看，從沒有想過這些作品會有出版之日，更沒有想到他會靠自己的作品一夜成名。即使是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掀開了“解凍”的序幕後，他也遠未為這個蘇聯文學的新時代的到來做好精神準備。1959年，他創作出中篇小說《854號勞改犯》，這就是後來轟動一時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雛形。但是，這種創作仍然處於地下狀態。然而，地下創作的苦寂是可想而知的，他也非常希望有朝一日能擺脫這種狀態。他一次次地修改這部作品，刪除其中激烈的言詞和敏感的話題，使之適宜在出版環境仍然不甚寬鬆的蘇聯能夠公開出版。
赫魯曉夫執政後蘇聯社會發生的顯著和不顯著的變化，終於也讓作家的這顆敏感的心靈受到了輕微的撞擊，他關注著文壇正在悄悄發生的變化。終於有一個人的講話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蘇聯著名詩人、《新世界》的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這個詩人主張更大膽更自由的出版文學作品。這是一個他曾經仰慕的詩人，遠在索爾仁尼琴當炮兵連長的戰爭年代，他就從電台中聽過詩人的長詩《瓦西裏·焦爾金》。出於對特瓦爾多夫斯基的信任，他把作品托朋友送到了《新世界》編輯部，從此開始了長達一年的痛苦等待。
特瓦爾多夫斯甚當然不是等閑之輩，他被作品深刻的思想和強烈的感染力所吸引，決定采用這部作品。他約作家到莫斯科的《新世界》編輯部見麵，提出修改意見，其中之一就是把書名從《854號勞改犯》改成《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而且，他還付給作家相當於其幾年工資的最高標準的稿酬。但是，特瓦爾多夫斯基盡管明了作品的價值，卻仍然不敢擅自作主發表作品：這可是蘇聯的頭一部描寫集中營生活的作品！他征求了不少人的意見，其中就有蘇聯不少知名的詩人和作家。但是他們對作品眾說紛紜，比較一致的看法卻是這樣的書稿肯定不會得到發表。
作品的問世是如此的艱難，連索爾仁尼琴本人都有些失去了耐心。為了讓作品得以問世，特瓦爾多夫斯基決定走上層路線，把作品送給了赫魯曉夫的文學顧問列別傑夫。作品終於“上達天聽”——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非常欣賞這本小說。
據說，當列別傑夫為赫魯曉夫朗誦這部作品時，這位領導人聽得非常認真，時而大笑，時而嘖嘖稱讚，還把米高揚也請來一同欣賞。兩周之後，《新世界》編輯部接到黨中央的指示，要他們務必在次日上午交給中央二十三份《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而當時編輯部僅有三份，打字根本來不及了，於是隻好鉛印，使用《消息報》的幾台排字機，分給每個工人一小段，讓他們分頭排字，校對工作也連夜進行，終於在淩晨前將裝訂好的樣書直送黨中央。不久之後，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要求委員們表態同意該書出版。當時許多人沒有表明態度，有些人雖然有一本小說的樣本，卻可能根本來不及或者沒興趣哪怕是翻一遍，但是赫魯曉夫還是決定利用第一書記的權威下令出版該書。
1962年10月20日，赫魯曉夫召見了特瓦爾多夫斯基，向他宣布了可以出版的決定。這時節的赫魯曉夫正被古巴導彈危機搞得焦頭爛額，在這個節骨眼上還對這樣一個無名作者的小書如此關心是頗耐人尋味的，也許這正是這位領導人在緊張中尋求鎮靜的一種奇特方式吧。不管怎樣，這本難產的小說終於得以問世了，1962年第十一期的《新世界》刊登了這部小說。這正是小說送到編輯部的一年之後。這個時候，連索爾仁尼琴本人也不抱什麼希望了。當他應邀到莫斯科去校對稿子，終於看到凝聚自己多年心血的作品終於變成毛邊大樣時，不禁失聲痛哭。
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刊登這部作品的《新世界》雜誌在兩天之內被搶購一空，而且還有許多人爭相訂閱。當時雜誌隻有九千四百本，後來雜誌出了兩版單行本，發行達八十萬冊。小說發表僅十餘天，《文學報》、《消息報》、《文學與生活》、《星火》等報刊就陸續刊登了一些文藝界名人的文章，對小說表示熱情的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