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聽當地人說，這裏是倭寇進犯的必經之地。於是，他上疏皇帝，要在此處“設烽建堠”，派兵駐守，遍布烽火台可遇警燃火，以防倭寇偷襲。
永樂十七年（1419年）六月十四日傍晚，瞭望崗哨發現東南王家島上舉火，劉榮知道有倭寇將來犯，於是立即帶領軍隊趕赴望海，嚴陣以待。倭寇1600餘人分乘兵船31艘，停泊在馬雄島。第二天一早，倭寇從馬砣子航至望沙河海口開始登岸，在其頭目的率領下，直撲望海堝城堡。
此時，劉榮早已做好全殲倭寇的準備，令都指揮徐剛等率步兵埋伏在山下；令都指揮錢真率馬軍繞到敵人後麵，以備截其歸路；令百戶薑隆率民兵壯士繞道奔赴海灘，準備焚毀倭寇的船隻。
當倭寇一到，劉榮先用步兵去迎戰，然後佯裝退卻引其深入。倭寇竄入堡內，發現裏麵空空一無所有，正要出堡，突然堝後旗舉炮鳴，伏兵奮起對倭寇進行兩翼夾擊，殺得倭寇鬼哭狼嚎。殘寇見勢不妙，紛紛向柳樹園空堡逃去。
劉榮的將士們鬥誌昂揚，準備逼寇入堡後全部殲之，劉榮不許，親率官兵三麵圍住空堡，故意留出西北方向的出口，使殘寇以為有隙可乘，爭相從西北麵逃命。當殘寇擁擠著奔向堡外逃命時，劉榮率軍一擁而上，殘寇幾乎被一網打盡。隻有少數先出空堡的倭寇逃出，但又被薑隆率領的士兵們全部俘獲，無一幸免。這一仗，總計殺死倭寇742名，活捉857名。
因望海堝之役的勝利，明朝廷詔封劉榮為廣寧伯，獎賞食祿1200石，並賜予世券（帝王頒賜功臣，授予世代享受某種官職或特權的鐵契），世代因襲，享受爵祿。參與此次作戰有功將士294名，均分別獎賞。並繼續派遣劉榮鎮守遼東。
第二年（1420年）劉榮逝世，追贈為侯，諡忠武，祀以鄉賢。
望海堝之役是明初對倭作戰的最大勝利，使倭寇不敢再犯遼東，邊疆獲得保障，遼東百姓可以安寧生活，海上交通也得到安全的保障。從此，移居遼東的漢族人日益增多，對發展遼東經濟，特別是開發金、複二州一帶（現大連地區），起了更大的作用。
遼東人民為紀念劉榮，在望海堝附近金頂山上為其立祠奉祀，並刻石紀功，以流傳後世。迄今為止，廟貌依然，供人瞻禮。山崗上依然有當年的古堡殘跡。劉榮死後歸葬宿城，葬於當時舊治北馬陵山麓的北山劉氏祖塋。舊時宿遷縣署衙內西花廳院，建有劉侯祠，供奉著廣寧侯劉榮（江）像。
劉榮有勇有謀，盡殲來犯的倭寇，大長了中國人的誌氣，大滅了侵略者的威風。在敵人麵前，隻有堅決鬥爭，才能保證國泰民安。這是中國人從古至今的傳統。
凱 歌
（明）戚繼光
萬眾一心兮，群山可撼。惟忠與義兮，氣衝鬥牛。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幹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上報天子兮，下救黔首。殺盡倭奴兮，覓個封侯。
明朝嘉靖四十一年，戚家軍攻克橫嶼，凱旋回師，戚繼光和全軍將士一同賞月，當時軍中無酒，戚繼光即席口述凱歌一首，教全軍將士一起唱和以歌代酒激勵士氣。
抗倭名將鄭曉
鄭曉（1499—1566年），字窒甫，浙江海鹽人。明朝刑部尚書。自幼讀遍《史記》
《元史》，嘉靖元年（1522年）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1523年）成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著《九邊圖誌》。因父憂而歸海鹽，久居鄉間。許讚任吏部尚書時，召入吏部任考功郎。不畏嚴嵩權勢。遷太仆丞，後任刑部右侍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卒。贈太子少保，諡端簡。著有《吾學篇》《征吾錄》《古言》《今言》等書。《明史》評價：
“諳熟掌故，博洽多聞，兼資文武，所在著效，亦不愧名臣。”
鄭曉是明嘉靖年間的名臣，也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對舊典故籍較有研究，通曉國防扼要、邊塞形勢和兵馬設置強弱等情事。明朝到嘉靖時，政治已非常腐敗，皇帝昏庸，不理政事，奸臣嚴嵩把持朝政，倭寇猖獗於東南沿海各省。
大江南北都遭到倭寇侵擾，水上運輸船隻幾乎被阻斷。時任兵部右侍郎兼副都禦史的鄭曉請求調發國庫銀子幾十萬兩，用來造戰船，修築城堡，操練兵將，積存糧草，世宗皇帝下詔令答應了他。但有奸詐壞人貪圖敵人賄賂，很多與敵人通氣。
通州（今江蘇南通市）人顧表尤其凶暴狡猾，為倭寇作向導。因此倭寇的營地都占據要害地方，全部掌握了官軍的內部情況。鄭曉懸重賞逮捕了顧表，並殺了他。
然後招募鹽民中勇猛強悍的當兵，增設泰州（今江蘇泰州）海防副使，建築瓜州城（今江蘇省邗江縣南），在廟灣、麻洋、雲梯（三地皆今屬江蘇）等海口地方都增兵設瞭望的土堡。
於是在通州打敗倭寇，又接連在如皋、海門（兩地今屬江蘇省）打敗他們，在呂泗（今屬江蘇）偷襲了他們的軍隊，並在狼山（今屬江蘇）將他們包圍住，前後共殺倭寇900多人。倭寇大敗逃去。
鄭曉本是一位學有所成的學問名家，然而在抗倭鬥爭中卻表現出了中國人應有的鬥爭精神，他同倭寇鬥，同奸臣鬥，其戰鬥精神為後人所稱道。
鄭曉與嚴嵩的鬥爭
明朝時期，朝廷內部的朋黨之爭一直存在。有一次，明世宗皇帝嗔怪原先負責監察的言官膽小怕事，沒有擔負起糾劾的責任，於是又命“考功郎”對朝臣進行考察，凡不稱職的均予以割免。
大學士嚴嵩想借機排斥異己，但鄭曉不買嚴嵩的賬，倒是趁機糾劾了喬佑等13名嚴嵩的黨羽。
嚴嵩想把自己的義子趙文華安插為“考功郎”，以便與鄭曉進行抗衡。鄭曉則抓住趙文華也是浙江人的特點，向吏部尚書許讚進言說：“從前黃禎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時，要調李開先為考功郎，由於他倆都是山東人，帝詔不許。現在嚴嵩要調趙文華為考功郎，我鄭某隻有辭官下野了。”
鄭曉的話中暗有所指，柔中有剛，許讚被點明後，便沒有同意嚴嵩的要求。
接著，嚴嵩又想把兒子嚴世藩任命為尚寶丞，鄭曉又提出反對意見說：“治中調遷知府有例，調遷尚寶丞尚無先例。”
鄭曉的一句話，就將嚴嵩的要求頂了回去。
抗倭詩
（明）施德征
偏師春盡渡澎湖，聖主初分海外符。鼙鼓數聲雷乍發，舳艫百尺浪平鋪。爭傳日下妖氛惡，那管天邊逆旅孤。為道凱歌宜早唱，江南五月有蓴鱸。
治，他們不得不反擊倭寇。戚繼光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出現的一位抗倭名將。
戚繼光自幼痛恨倭寇，16歲時曾慷慨賦詩：“封侯非我願，但願海波平”，表達了抵禦外侮的抱負。後來，他任登州衛指揮僉事，督修海防工事，加緊練兵，使得山東沿海的防務日趨鞏固，成績卓著。
1555年，戚繼光調任浙江參將，鎮守寧波、紹興、台州三地。
戚繼光在浙江看見明朝軍隊腐敗，無法滅倭，就三次到義烏招募農民和礦工約1.6萬人，組成新軍，史稱“戚家軍”。這支軍隊來自民間，沒有染上官軍的腐敗風氣，具有保衛家鄉、抵禦倭寇的旺盛鬥誌。
戚繼光根據江南地多沼澤和倭寇慣於以重箭、長槍作戰的特點，創造一種與倭寇進行短距離搏鬥的戰鬥組合——鴛鴦陣。鴛鴦陣有火器和弓箭作掩護，遇倭寇作戰時，敵進百步之內，始發火器擊敵，60步之內，再發弩箭射敵。敵再進，便用鴛鴦陣衝殺，即以12人為一隊，分持長、短兵器，相互配合作戰。戚軍經過嚴格的訓練，成為一支精通戰法、武藝高強的勁旅。
1561年4月，倭寇數千人，乘100多隻戰船，進犯台州地區，大肆擄掠。戚軍聞訊神速趕到，在台州一帶先後九戰皆捷，全殲敵人，史稱“台州大捷”。倭寇懾於戚繼光的威名，稱之為“戚虎”。戚軍從此威震天下。
1562年，戚繼光率師援閩。當時離寧德縣城十裏遠的橫嶼，是個四麵環水的小島，易守難攻，倭寇在此集結。新到之倭寇占福清縣的牛田，其頭目占興化縣的林墩，東南相互聲援。戚繼光赴閩後，首攻橫嶼的倭寇，趁落潮之際，每人持幹草一束，填壕而進，以銳不可當之勢，攻下了倭寇的老巢。
戚軍乘勝至福清，打敗了牛田的倭寇。緊接著連夜奔赴興化，一舉攻破林墩倭營，先後斬敵數千。
戚繼光返浙後不久，新來許多倭寇，攻陷興化、平海衛，福建沿海形勢再度緊張。1563年，戚繼光再次率師援閩。他與著名抗倭大將俞大猷等相配合，收複了失地，將竄犯福建的倭寇基本消滅。
1565年，戚繼光和俞大猷會師，合剿盤踞在廣東南澳的漢奸吳平率領的海寇。次年，吳平率船30餘艘，企圖南逃，被明軍追殲。至此，侵犯東南沿海的倭寇被全部消滅。
戚繼光十餘年內轉戰各地，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取得了抗倭戰爭的勝利，保障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財產，使沿海地區的社會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戚繼光的曆史功績，得到後人的稱頌。
明朝的造船業
由於元朝經辦以運糧為主的海運，又繼承和發展了唐、宋的先進造船工藝和技術，建造了大量的各類船隻，其數量和質量都遠遠超過前代。據記載，元朝初期僅水師戰艦就有17900艘，元軍往往為一個戰役能建造幾千艘戰船。此外，還有大量民船分散在全國各地。
元朝時，阿拉伯人的遠洋航行逐漸衰落，在南洋、印度洋一帶航行的船隻幾乎都是中國的四桅遠洋海船。那時，中國在航海船舶方麵居世界首位，所造船隻的性能等都優於阿拉伯船。
元朝造船業的大力發展，為明朝建造五桅戰船、六桅座船、七桅糧船、八桅馬船、九桅寶船等創造了有利的基礎和條件。因此到了明朝時期，我國造船業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據考古新發現和古書記載，明朝的造船工場分布之廣、規模之大、配套之全都是史無前例的，達到了我國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主要造船場有：南京龍江船場、淮南清江船場、山東北清河船場等等。
明朝造船工場有與之配套的手工業工場，用以加工船隻所需要的帆篷、繩索、鐵釘等零部件，還有專門堆放木材、桐漆、麻類等的倉庫。
當時，造船材料的驗收，以及船隻的修造和交付等也有整套嚴格的管理製度。正是因為有了這樣雄厚的造船業基礎，才會有明朝的鄭和七次下西洋的遠航壯舉。
明朝造船業的偉大成就，後來一直都為世界各國所稱道，也是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隻是到歐洲資本主義興起和現代機動輪船出現後，我國在造船業上享有的優勢才逐漸失去。
登石門驛新城眺望
（明）戚繼光
萬壑千山到此寬，邊城極目望長安。平生自許捐軀易，遙製從來報國難。尚有二毛驚歲變，偶聞百舌送春寒。廟堂隻恐開邊釁，疏草空教午夜看。
後把荷蘭殖民者趕走的，是從大陸去的鄭成功。
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曾經開發台灣，被明朝招撫，1646年投降清朝。鄭成功拒絕投降，於同年起兵抗清。他以廈門為根據地，連年出擊浙江、福建沿海一帶，曾一度打到南京城外，後來戰敗退回。因為廈門無法固守，需要開辟新的抗清根據地，鄭成功便決計收複台灣。
1661年3月1日，鄭成功率領大小船隻350艘，將士2萬多人，從廈門出發，渡過了台灣海峽，勝利到達了台灣鹿耳門港外。
鹿耳門平時海水很淺，航道彎曲狹窄，很不好航行，海底是沙石淺灘，稍不留心，船舶就會被擱淺或碰碎。荷蘭殖民者又把一些損壞了的甲板船沉到海底，增加了航行的障礙。因此，荷蘭殖民者認為鹿耳門是攻不進的“天險”。他們沒有料到，鄭成功的船隊卻偏偏走了鹿耳門那條航道。
四月初一中午，鹿耳門外潮水大漲。鄭成功讓從台灣來的愛國者何廷斌按照他秘密探測過的路線，在前麵引路。戰船一艘跟著一艘，沿著曲折的港路魚貫而入。不久，就駛進鹿耳門，一直衝到了荷蘭總督所在的赤嵌城附近，迅速在禾寮港登陸，向敵人展開猛攻。
荷蘭殖民者沒有料到鄭成功的船隊從天而降，慌忙迎戰，死傷慘重，荷蘭海軍司令也被劈死，餘下的隻好龜縮在赤嵌城裏。
鄭成功在台灣人民的積極援助下，一麵派部隊去切斷敵人的陸上交通，一麵乘勝進攻赤嵌城，並寫信去招降。荷蘭殖民者起初頑抗不降，鄭成功的軍隊就把城團團圍困起來，斷絕城中水源，又在海上連續擊潰荷蘭援軍。
經過七個多月的戰鬥，荷軍死亡1600多人，荷蘭總督隻好掛起白旗，在1662年2月1日向鄭成功投降。被荷蘭侵略者占據38年的台灣，終於回到了中國人手裏。
鄭成功收複台灣以後，建立起政權，采取許多有效措施，加緊政治經濟建設，製法律、定官職、興學校，建立行政機構，發展台灣農業生產和海上貿易，實行民族友好政策和屯田養兵的政策，準備恢複明朝。不幸在五個月後，他患病去世了，他的兒子鄭經繼續對台灣進行開發和治理。1683年，台灣得到收複，回歸祖國懷抱。
鄭成功為了保全祖國神聖的領土，勇於抗爭，收複了台灣，他不愧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
台灣的發展
據有關曆史記載，台灣的曆史可以追溯到230年。當時，三國的吳王孫權派一萬官兵到達“夷洲”（台灣），吳人沈瑩的《臨海水土誌》記錄了對台灣最早的記述。
隋唐時期（589—618年）稱台灣為“琉球”，隋王朝曾三次出師台灣。據史書記載，隋大業六年（610年）漢族人開始移居澎湖地區。
宋元時期（960—1368年），在澎湖地區已有相當數量漢人。漢人開拓澎湖後，帶去了當時先進的各種生產技術。
12世紀中葉，宋朝將澎湖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並派兵戍守。元朝也曾派兵前往台灣。元、明兩朝政府還在澎湖設巡檢司，負責巡邏、查緝罪犯，並兼辦鹽課。
明朝後期，對台灣的開拓規模越來越大，在戰亂和災荒的年代，明朝政府的福建當局和鄭芝龍集團曾經有組織地移民到台灣。
16世紀，西班牙、荷蘭等西方殖民勢力迅速發展。17世紀初，荷蘭殖民者乘明末農民起義和東北滿族勢力日益強大，明政府處境艱難之時，侵入了台灣。
1644年，雖然滿清入關，在北京建立了清朝政權。但1661年4月，鄭成功以南明王朝招討大將軍的名義，率2.5萬將士及數百艘戰艦由金門進軍台灣，最後收複台灣。
1684年，清政府設置分巡台廈兵備道及台灣府，隸屬於福建省。1885年，清政府將台灣劃為單一行省，台灣成為中國第二十個行省。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於1895年4月17日，簽訂喪權
辱國的《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1945年8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
裏奪回一顆珍珠，非常艱難。
談判從1月4日到4月6日，曆時3個月，楊儒等人與俄財政大臣維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分別會談了22次。
1月3日，楊儒讀到英國《泰晤士報》刊登的一條消息：“沙俄與清政府已訂立《奉天交地暫且章程》。章程規定：沙俄在沈陽派駐‘總管’，奉天將軍所辦要政，該總管應當明晰；奉天的中國軍隊一律遣散，軍火交出，炮台、火藥局拆毀；俄軍留駐奉天，他們的住房、糧食由清朝方麵供給。”
楊儒閱後氣憤地說：“這不是完全剝奪了中國在奉天的主權嗎？”
同時，他感到奇怪：為什麼朝廷不把這樣一件重大的事情通知他這個駐俄公使呢？楊儒立即去維特處質詢，證實確有其事。楊儒及清朝廷才知道，是沙俄單方麵蓄意炮製了一個侵犯中國主權的文件。
原來，沙俄在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後，為了製造“合法”根據，企圖與清政府秘密交涉簽約。但由於八國聯軍攻占了北京，慈禧和光緒帝出逃西安，所以，就軟禁了盛京將軍增祺，要他派人去旅順“談判”交還奉天問題。失去自由的增祺隻得讓已革道員周冕前往。豈料周冕一到旅順，放在他麵前的竟是沙俄早已擬好的這份章程。
在沙俄的野蠻壓力下，周冕被迫簽了字。而這一切，逃亡中的清政府毫無所知。
當時，奕劻、李鴻章正與占領京津地區的八國聯軍談判《辛醜條約》，楊儒隻身在外，處境極為艱難。楊儒要收回東三省，他覺得這是捍衛中國的主權而義不容辭的責任。他抱定宗旨：新訂條約必須無損中國的兵權、利權、行政權，而且一定要措辭得體，行文嚴密，使別國無法從此效尤。
中俄的談判交涉，首先圍繞《奉天交地暫且章程》展開。第一次正式談判一開始，沙俄代表維特和拉姆斯多夫在談判桌上氣勢逼人，要楊儒首先承認《暫且章程》，然後再議正約。
楊儒當即嚴正指出：“章程不但奪我兵權，而且幹涉內政，侵犯主權，此事斷難允準！”
維特說：“章程已由中國官員簽字。”楊儒駁斥說：“這是已革道員擅自畫押，並未請示，政府更不知情。章程沒有法律效力，必須罷廢。”
此時，帝國主義分贓談判正在北京舉行，俄國急於在各國與清朝簽訂條約之前，先行與清朝訂約，造成既成事實，使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無法幹涉。因而，沙俄擔心由於《暫且章程》的爭論影響正約的談判，經過六次交涉，隻得於1月23日答應廢除暫約。
沙俄在談判《暫且章程》時，維特曾口頭提出過“十三條款”。轉入正約談判後，又先後拋出兩個約稿，即2月16日的“十二條款”和3月12日的“十二條款”，並聲稱“細節可商，大旨難改”！這三個約稿意思大同小異，主要內容是：（一）東三省中國隻準設巡捕兵，名額須與俄協商；（二）東三省簡放將軍，須先與俄商明；（三）滿洲、蒙古暨中國三省，未經俄允許，無論何項利益不得讓與他國；（四）滿洲、蒙古等地中國不得建造鐵路；（五）金州城歸於俄國租借地；（六）滿洲稅關由俄人代理；（七）山海關至營口鐵路俄願出資購買。
觀其要點，則東三省名雖存而實已亡，中國北部諸省均已納入沙俄的勢力範圍。楊儒指出：俄國是欲將東北像俄之待布哈拉、英之待印度一樣，所謂“交地”有名無實，一語道破了沙俄要把東北變成殖民地的真實意圖。
楊儒對約稿提出“三駁三改”的意見，對其中關於中國北境水陸師不用他國人訓練、金州劃歸租借地、駐軍及蒙古、滿洲路礦利益等問題一一予以駁斥，實際上對約稿基本否定。
維特大講俄在東北損失巨大等等。楊儒針鋒相對：若當時鐵路不造在滿洲境內，何至如此！有力的反駁使維特惱羞成怒。
3月12日，沙俄把原“十二條款”做刪削後，提出改稿十一條。修改稿隻是刪去了一些字句，其妄圖獨占東北的實質並未改變。拉姆斯多夫放言道：“此經我君核準，即為定稿。限15天畫押，逾期則交收作罷！”3月15日，沙俄外交部威脅說：“約稿不能再易一字，亦不能展限，或允或決，一言而決！”3月18日，再次逼迫：“限期已迫，如逾期不畫，勿再議交收，勿再言友好。”脅迫楊儒立即簽字畫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