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之所以要將英雄說成是先知的，就因為他們是英雄。由於科學發展的局限性，以及人們認識問題的局限性，使他們無法解釋和理解英雄人物的豐功偉績、傳奇人生、有預見性的言論時，就是得不在崇拜心理的作用下，將一切都解釋為“天才”。而所謂的“天才”，是幾百年幾千年才能出現一個的，這就更為英雄人物加上了“光環”。但是，人們不願意再將其稱之為神靈，那麼稱什麼呢？隻好以“先知”來代替。當然，這不隻是名詞概念上的簡單變換，而是透露出人們已經在思考，在醞釀。由於時代的局限性，人們還是難以提出一個突破性的崇拜心理的內容。因此也就隻能將“先知英雄”作為一個思考過程中的節點，以便以此為基礎，再進一步思考、醞釀。
社會需要英雄，而不需要“救世主”。任何真正的英雄都不能以“救世主”的身份淩架於社會群體之上，而應以出類拔萃的才能和群眾一員的資態出現在人民麵前，英雄應當充滿著創造的活力，而不是“禁錮”的權力。這樣的英雄可以喚醒民族的沉睡。以至於後來人們特別尊重“先生”這一稱呼，看來與對“先知英雄”崇拜心理不是沒有千絲萬縷的聯係的。
問題的關鍵在於，如果就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人類的社會實踐經驗及思維能力而形成對“先知英雄”的崇拜是有其進步意義的，那麼到後來，已經有了對真正意義上的英雄的崇拜，如果再回到對“先知英雄”的崇拜就是一種倒退了，而且是一種有危害性的倒退。
政治領袖
政治領袖從廣義上說也是英雄人物。領袖人物的最重要作用就在於“帶路”和“掌舵”，使得群眾的行動有一個統一而正確的方向。但是，革命的路是要群眾自已去走的，任何領袖人物的作用均不能代替千千萬萬群眾的革命行動。
恩格斯在《論權威》的著名論文中，總結了人類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驗，特別是在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深刻論證了權威的思想及行為都是應該予以堅決反對的。特別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需要自己的領袖，但是，領袖人物在革命事業中能否起卓越而重大的作用，主要是取決於：①是否能明確而深刻地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是否具有偉大的遠見和敏銳地洞察事物的能力；能否使自己的活動建立在冷靜地分析客觀局勢和符合客觀規律的基礎之上。②是否能正確地反映人民群從的根本利益；是否與先進階級的活動聯係在一起。③是否相信群眾的偉大創造力，善於集中群眾的智慧；是否能傾聽來自下麵的批評和接受群眾的監督。
按照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傑出的領袖人物是能夠起促進社會發展的推動革命事業前進的作用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列寧在他的一生中，始終是與人民群眾保持著最親密的聯係，他孜孜不倦地教導群眾，同時也經常傾聽群體的意見，向群眾學習，深信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無窮的智慧和創造力量，列寧本人曾經說過“隻有當我們正確地表現人民所意識到的東西時，我們才能管理國家。”人民知道列寧對他們的信任和愛護，所以他們也無限地信任列寧。俄國工人曾以一句發自內心的話表示他們對列寧的親切的感情，他們說：“列寧就是我們自己。”
政治領袖雖然在廣義上有英雄的含義，但並不等同於一般英雄的含義。這是因為作為政治領袖，除其社會實際作用是一般英雄所不能比擬的以外，領袖人物在社會理論貢獻上也是一般英雄所難以比擬的。領袖的作用不單獨表現在社會實踐中，同時也表現在社會理論上，唯有如此，才能具備高瞻遠矚的獨特作用。正因為如此，領袖人物才引發了人們對他們的無限崇拜的心理。也正因為如此，領袖人物也就最容易在盲目和狂熱的崇拜心理作用下被神化，和被說成是先知英雄。
作為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自然有其任何階級的領袖人物所不能比擬的社會作用。但是這種作用越大，越應正確處理好階級、政黨和領袖三者的辯證關係，否則就會失去無產階級領袖的應有作用。而作為廣大人民群眾來說，對於代表自己切身利益的領袖人物的崇拜，一定要建立在科學、正確、適度的心理基礎之上，否則很容易將領袖人物“神化”和“先知化”，這是曆史的經驗已經證實的一條重要的崇拜心理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