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撰寫的譯述有理論、更有實踐，他的成績遠遠超過他韻創作。作者通過譯著的借鑒，以熟練的寫作技巧和準確的認識觀，創造出男一種奇異的內容和體例，縱橫捭闔，有如將一塊物件重新雕刻成器；這是依據作者良知和技術所創作的新方式，象莎士比亞的偉大詩劇經蘭姆兄妹改編為《莎士比亞樂府本事》它已變為另一種新生的散文，它是屬於蘭姆兄妹的，莎士比亞戲劇的色彩已不複存在了，也正如莎士比亞的不少作品乃是從那些行吟詩人街頭說唱或民聞傳說中改編而來的：安徒生的代表作之一《皇帝的新衣》，也是由古丹麥民聞故事安提煉麵改寫了的。從我們覽見的鄭振鐸童話澤述，文筆雖簡潔而娓娓動人，詞句冷雋卻婉曲而多采，有如他寫曆史小說《桂公塘》、《黃公俊之最後》，極少綴集遊辭巧飾，搞文字遊戲；鄭振鐸“乃由於本性酷愛著童話”（葉聖陶語），竭盡工力，編製譯述，著名如《聰明的審判官》、《花架之下》等中篇，為了突出情節，他是借燈前月下講故事的方式為引子的。這樣更接近兒童，孩子們讀時猶如身臨其境，親聆其音；在每出後，旋又插入一些孩子們的問題，這種寫。法很少有過，真是做到了生動活潑；由於他筆下的譯述如此逼真，“文字很簡質，毫沒有什麼藻飾，然自有一種樸質的美”（《高加索民間故事序》），以致人們常誤作全是其的創作。最為典例的是他一九二一年譯述的《竹公主》。這部著名的日本神話故事，取自公元九世紀前的民間傳說，被認為日本最初的物語文學和散文藝術結晶，它站在神話與文學境界上，維妙維肖地敘述了月宮中仙女飄飄下凡，尋求人間的幸福生活。她附竹而生，為農家撫育長大，成為勤勞、機智、玉立亭亭的美麗姑娘，國中的五個出名的貴公子分別登謁來求愛，都讓她以巧妙的考察驅趕走了，最後竹公主仍是回到高處不勝寒的月宮。據傳富士山上的層雲，就是當年竹公主返月宮時用過的雲梯化身。這出與我國神話嫦娥奔月相近的神話，在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千百年來流傳不絕；人們一直在歌頌竹公主的聰慧、高潔。這篇帶有哲理而藝術色彩強烈的民間童話《竹取物語》，經他濃縮和改編，隻保留了八個小節，一方餘字，而精粹依然，毫不失真，可見他是花了許多心血而雕琢了的。
鄭振鐸對於世界一些著名童話寓言大師安徒生、主爾德、克魯洛夫、梭羅古勃以及德國狄爾《高加索民間故事》等；為了維持諸家應有的獨特風格，不致因轉譯而遭失真，大抵皆采取了直譯手段，以不失作品原意，“價值甚高，含義又深，程度較高的兒童，都很喜歡肴”（《兒童世界》第四卷第一期），而獲得預期功效。
在二十年代現代兒童文學建立初期，鄭振鐸在傳播世界童話中，尤以對安徒生童話和《列那狐的曆史》的介紹最有影響。
安徒生是丹麥，也是世界近代的童話藝術大師。早自清末，他的作品就與盧梭、孟德斯鳩、赫胥黎等一起，被視為西方資產階級新思想送到中國來。一九一八年，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曾較係統進行介紹，孫毓修、陳家麟（林紓助手）、周作人都先後重述和編譯。安徒生的作品是新文化啟蒙時期傳播頗廣的兒童讀物，但完整地向中國推薦的，當推鄭振鐸。
一九二五年是“老孩子”安徒生誕生一百二十周年和逝世五十周年。憧憬他童話結構裏的美好未來，宣傳內中包含的民主自由的樸素思想。鄭振鐸以《小說月報》的整整兩期篇幅，始無前例為安徒生出“專號”。他自己撰寫了兩篇“卷頭語”，竭力推崇安徒生是“世界最偉大的童話作家，他的偉大就在於以他的童心與詩才開辟了一個童話的天地，給文學以一個新的式樣與新的珠寶”（《小說月報》）第十六卷第八號）。他對安徒生的語言藝術，特別是創作實踐推崇備至，認為童話大師所以能書寫出千古。不朽的佳作，乃是他長期的重視生活、接觸兒童的結果。“當他動手寫童話之前，先把這童話告訴給小孩子聽，然後才寫在紙上，所以能創出一種特異的真樸而可愛的文體”（同上）。他還撰寫了《安徒生的作品及關於安徒生的參考書藉》，一這是一份詳細的介紹安徒生的篇目在文中恰如其分地指出安徒生的童“為兒童最好的讀物”，這也是在中國，首次為安徒生所做的正確評介；即使這樣，鄭振鐸對童話大師的作品仔細地考察，說“童話有專為兒童寫的，也有不專為兒童而寫的。最有名的童話作家安徒生之創作，便有一部分不適合於兒童的”（《兒童讀物問題》），因而在專號中，他僅選譯了安徒生的《孩子們的閑談》、《撲滿》、《千年之後》、《鳳鳥》等數篇。這些，連同他過去所譯的，以後都編入電他主辦的“文學研究會叢書”《安徒生童話全集》裏，這是一部搜集安徒生童話最為完整的集子，由沈德鴻（茅盾）、周作人、傅東華、高君箴、趙景深、顧均正、胡愈之、徐調孚和鄭搌鐸所翻譯，共有童話一百五十四篇。
茲後幾十年，安徒生名字得以在數代少年兒童中傳頌，與鄭振鐸等早期努力推薦是分不開的。
一九二五年，鄭振鐸在翻譯了《萊森寓言》、《印度寓言》後，翻譯了德國大詩人哥德改寫的《列那狐盼曆史》。《列那狐的曆史》是歐洲中世紀民間流傳的“一部禽獸史詩”，“其中包含不少古代的寓言，而不見其綴合的縫痕，真可算是一個有趣的大著。”（《小說月報》第十六卷《介紹》）原有多種版本，諸說不一。經過哥德加工，“為原有文辭添加了不少美漆。”（《列那狐序》）鄭振鐸很早就讀過它，曾在一九二二年初就其中片斷，改寫為《狐與狼》，引起人們興味。他覺得這部書“最可愛最特異的一點，便是善於描寫禽獸的行動及性格，使之如真的一般；還有她，引進了許多古代的寓言，如熊的被騙，緊夾在樹縫中，狼的低頭看馬蹄，被馬所踢等等，而能夠自由的運用，使之十分的生動，也是極可使我們讚美的。”（同上）鄭振鐸是最早介紹《列那狐》到中國的譯者，一九二五年，《小說月報》連刊了他署名文摹譯的《列那狐的曆史》，爾後作為“文學周報叢書”，由開明書店出版。不久，又有李善通譯的《列那狐曆險記》、君朔譯《狐之神通》。一書多譯，且頗有據此改編的，如陳伯吹的早期長篇童話《萬獸之狐》。使列那狐的影響廣為傳播，成為中國兒童（包括成人）喜愛的作品。
《列那狐》的譯述，鄭振鐸願意是讚美那隻叫列那的狐狸的，書中的列那在獸國僅是一個普通平民，但它靠機智，巧妙地愚弄了獸國獅王、王後和貴族大臣們，充滿了當時人們對剛愎自任的君王，飛場跋扈的勳爵的幽默的耍嘲和冷雋的諷刺。鄭振鐸很忠實於原著。有的譯本為了不欲使狡者得誌，竟然將全書最終結尾改作：列那被判處死刑，顯於所謂“好有好報，惡有惡報”，“時機一到，立刻報銷”的真理，與原書的結局列列那狐終於靠智慧得釋，高興地重返家園與妻兒團圓的精神是完全違反的。本著作家的良心和唯物史觀，鄭振鐸認為這種妄加修改，“編譯兒童書而處處要顧全‘道德’，是要失掉許多文學的趣味的。”（《列郝狐序》），這種實事求是，是作者應具備的起碼條件，而這正也是他出類拔萃，從而在初露頭角際就能在兒童文學、特別在童話領域裏取得成績的原因。
幾十年間，由子《列那狐》在兒童文學中的作用，創作童話中的動物素質，大抵皆遒此塑造：諸如熊的愚蠢、狼的殘忍、兔羊雞的善良懦弱，獅的狂妄，把整個禽獸世界有聲有色地擬人化了。其中與人印象最深的是狐狸，幾乎沒有任何一個野獸童話裏沒有狐狸的；在中國史籍裏，狐狸也是常見的動物，如《戰國策》比喻的“狐假虎威”，傳世的筆記《聊齋誌異》、《螢窗夜燈錄》、《諧鐸》和章回小說《三遂平妖傳》。《西遊記》、《封神》等都有敘述，書間所描繪的狐狸，情態不一，各有特色，有的妖媚揉作，有的奸詐狡黠，有的卻以聰慧伶俐化成惹人歡喜的角色，正是把人間社會都描繪盡了；自從《列那狐》在中國問世後，狐狸這個專用名詞在童話中被特定為反角，似乎永世不得翻身，諸如三十年代董純才《狐狸的故事》、《狐的智謀》、許景明《獸家村》以及其他數以千百計有狐狸的童話，很多皆受此影響，由此可見《列那狐》的魅力。
與童話相同的圖畫故事，是鄭振鐸創作兒童文學一大特色。諸如《河馬幼稚園》、《愛美之笛》，蔚然成篇，妙趣橫生，刪去畫麵，仍不失為一出精悍的童話，《河馬幼稚園》，通過開辦啟蒙教育的河馬夫人辦學校，招徠學生，根據幼兒們的心理和愛好，維妙維肖地描繪了幼兒們的生活、習慣，因為編寫得親切，有血有肉，流傳甚廣。爾後守一、叔蘊、郢生（葉聖陶）都曾先後編撰續篇，不過主角河馬夫人換作了熊夫人，題目也因主角有異而改為《熊夫人幼稚園》，其餘學生如虎兒、豬兒、象兒、鸚鵡等全都繼續留在“幼稚園”，而且在畫麵形象上，也保持原來的風姿和體態。言而有文，行至千裏，至今不少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如陳伯吹、郭風都受到它一定影響。陳伯吹在為紀念《兒童世界》出版五百期紀念刊上發表的小說《念完了五百冊》，借華兒（代表中國孩子）做夢，著重介紹了《熊夫人幼稚園》的魅力。童年的郭風曾在為看到“《熊夫人的幼稚園》中那些穿著連衣裙、翻領短衫，或者戴著小便帽的熊、長頸鹿、小兔們，它們稚氣可掬，它們在打皮球或打秋千、讀書。”這個美麗的童話世界，“深深打動了我的童稚的心”（郭風：《你是普通的花》）。為了使更多未入學的孩子嚐味，他設計了《水手與大鷹》、《青蛙尋食記》、《傷狐避害記》等三十餘則，其中占半數還是僅有三、四幅畫麵的彩色圖畫故事，說明文字加起來亦僅百字上下，卻點明了整篇故事，可見作者的匠心。這些圖畫故事，講究形象教育，起到直觀的認識作用，深受幼兒和父母的歡迎，使它有生命力，成為兒童文學的一個樣式。
鄭振鐸從事兒童文學年代，正是辛亥革命流產後支離破碎的亂世。安徒生曾說：“人生是最美麗的童話”。鄭振鐸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在與葉聖陶《稻草人》（童話集）作序時就指出此話未必盡然，在軍閥混戰，遍地哀鴻遍地血的中國，這句格言更不合適，“我們看聖陶童話裏的人生的曆程，即可知現代的人生怎樣地淒涼悲慘；夢想者即欲使它在理想的國裏美化這麼一瞬，僅僅一瞬，而事實上竟不能達到”（《稻草人序》）。因為半殖民地的中國，本身含意就是一場令人傷感的大悲尉，億萬人群在死亡線上掙紮。社會現實是地獄而不是天堂。鄭振鐸歡喜童話，朋友們會聚一堂，為了助興，輪流講笑話，他挨到就講童話。他既向往童話中所描寫的未來，但卻又看到美麗、神奇童話中的天堂不可能也不會顯現在地國；童話裏那種極樂世界，不存於人世間，隻能在飄緲的海市蜃樓式王國或者花木禽獸天地中浮現。童話和現實生活該是多麼矛盾嗬！因此，他提出追求人生的美麗理想，要麵對現實去爭取，“如果‘地國’的樂園不曾實現，人類的這個尋求恐怕永沒有終止的時候”（《稻草人序》）。這種不斷鬥爭的願望，支配著他前進，使他在兒童文學戰線上為爭奪“人生的美好”而奮鬥。他的工作，使中國兒童（包括成年人）開闊眼界，擴大思路，也啟迪、開導有誌之士參加到童話創作行列中來。諸如當代著名童話作家賀宜，就因在七、八歲接觸，“我看了西諦先生所介紹的印度童話和安徒生的作品，竟跑進另外一個世界裏去了”（《新兒童世界》一九四七年創刊號）。飲水思源，鄭振鐸為中國現代童話所作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一部現代兒童文學史，狹義地說，就是童話史。二十年代，鄭振鐸等的披荊斬棘，使它在兒童文學中占有首要的位置，爾後在前進中，又發展了三十年代的知識（科學）童話，抗日和解放戰爭對期的政治童話。
以後，從一九二一年七月起，鄭振鐸在《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開辟了“兒童文學”專欄，刊登詩歌、童話等樣式，這個副刊是現代中國最早的兒童文學副刊。
“五四”運動前奏曲的新文化啟蒙，最初乃以短篇小說和白話詩為集束手榴彈的。創新的白話詩，自由、簡樸，很少用孤僻的怪字異字，但不是兒童詩。多年來人們習慣稱的兒歌民謠往往與兒童詩混為一談。現代兒童詩是在白話詩登上文壇後應運而生的，它係通順的白話，但由予詩人的靈感，未始因兒童而創作的，所以兒童詩的萌芽時代，還未流離出來，別樹一幟。“五四”時期的詩界健將劉大白、劉半農均采用兒歌民諺俚語，豐富自己的白話詩，雖然並不為兒童閱讀，卻頗有尤童詩特征；《教育雜誌》、《少年雜誌》亦多選刊兒童詩，不少卻是言而無文，用意古雋。現代兒童詩走上軌道，當始於一九二一年，鄭振鐸從事的《時事新報·學燈副刊》，陳憲謨、周向之等所撰的詩歌。鄭振鐸的抒情詩是有一點造詣的，早自“五四”，就寫過若幹優美的白話詩；兒童詩經他和葉聖陶等人的斧鑿，方始有所定型。“諍歌是人類的情緒的產品”（《雪朝》短序）。他認為，兒童詩是寫給兒童朗誦的。因此凡是兒歌童謠，都應該以音節為主，能夠讀，可以唱，既能陶冶心情，亦可增長知識。兒童本係純潔，山泉水清。思想情緒於他們無多大影響。“所以有許多歌謠，讀來全無意義而卻甚為兒童所歡迎”（《複周得壽信》，兒童最歡迎的是什麼呢？是要與現實生活結合的幻想，比如盡談家畜，他們感到平淡無味，如果把那隻貓兩脅插上了翅膀，那就有新奇之感，於兒童產生興味，但卻是無多大意義的。鄭振鐸在創作詩歌中，為取得功力，力求兒童愛好。現今留下他的二十四首兒童詩，其中如《不倒翁》、《蠅子》，無非以吸引童稚而作的。此外《早和晚》、《運動》、《催眠歌》是兒童日常接觸到的生活詩，《初春》、《小魚》、《小小的星》、《海邊》是抒景的散文詩，鄭振鐸的文學觀，開始也受到泰戈爾的影響，人生是美好的，“兒童在這快樂的天地裏遊戲”，所以在創作詩中，著重於歡樂，很少有悲哀，正如那篇充滿幻想之夢的散文詩《紙船》。
三十世紀前期，童話詩還處在幼年時代，年輕的鄭振鐸有心地用詩的形式反映童話的內容，他所創作的《誰殺了知更鳥》、《兒童之笛聲》，就是兩篇美麗的童話詩，它們分別配有十餘幅畫麵，圖文並茂，相映成輝，由於童話的助力，使詩的濃味更醇厚了。好的童話本身就是一首動人的佳詩，童話的想象世界和詩的誇張藝術往往是相通的。鄭振鐸善於利用詩歌這種形式，為兒童提供精神養料，他配合學校教育，還與葉聖陶等人作詩，請許地山配譜成曲。好的詩，還應該是歌，邊唱邊舞，為此，他試寫了表情唱歌詩《農夫》。孩子們表演，一麵唱，一麵雙手作撒麥打麥的姿勢，這在當時是頗為別致的。詩歌是文學領域裏最高的藝術形式，簡潔精煉，富於含蓄，鄭振鐸寫的各種內容的詩，從不在字裏行間故弄玄虛，做成抽象的格調，或者堆積了大量形容詞，象玩具積木似拚湊；他所注意的，竭力采用兒童慣用的語句，有生活氣息，與孩子有所共鳴，也使長者倍感親切，一首詩一個中心，造意也沒有多大矯做，顯得分外自然得體，這樣的兒童詩令人樂意。至使與兒童幼小的心靈，合二而一。
現代兒童詩歌的興旺發達，緣起《兒童世界》創辦期間，在鄭振鐸和葉聖陶、吳研因、嚴既澄、胡懷琛等人帶動下，組織和影響了不少兒童熱衷於詩歌創作。為有源頭活水來，通過刊物培植與媒介，使初露棱角的兒童詩日益繁榮，成為兒童文學領域裏僅次於童話的一門樣式。
日本童話大師小泉八雲曾說過：“詩是孤獨的藝術。”把詩說得高深莫測，而與其他所有文學樣式毫不關聯，實踐證明，這是不確切的。當年鄭振鐸筆下的詩歌，運用於散文、童話、歌唱以及劇本（如由四個學生分別演唱的《風之歌》）中去，使初生的兒童文學各種樣式，縱橫交錯、光怪陸離，更上一層樓。
四。
一九二四年，鄭振鐸等在《天鵝》扉頁用了“此書獻給最可愛最有望的中國兒童們”字樣，麵對著陰霾四起，黑潮洶湧的反動勢力控製的大半個中國，鄭振鐸是多麼寄希望予第二代啊！多年的中國文壇，兒童文學是如此貧乏，所循走的內容大致是帝王將相的“英雄造時勢”，王子公生的悲歡離合，與孩子們以死知識，“順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鄭振鐸在從事兒童文學的多種題材豐富實踐中，積累了不少“經驗之談”，他通過作序、發啟事，出征文等，表明自己的創作觀。三十年代，他在認真總結了所辦兒童刊物後，寫了《中國兒童讀物的分析》（上編）、《兒童讀物問題》兩篇壓卷的文論；還從民間文學與兒童文學的源流，作了若幹考察和分析，小結了《螺殼中的女郎》、《中山狼故事之變異》諸篇。應該說鄭振鐸所編的兒童刊物、專欄，很是有風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