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1898—1958），現代中國著名的學者和作家。他自“五四”運動時期，就獻身於文化出版事業，為之足足奮鬥了四十年，於文物考古、圖書版本、文學創作、研究諸方麵都有所建樹，為我們子子孫孫留下一筆豐富的遺產。他的功績永遠記在文化史上，百代流傳。
鄭振鐸才氣橫溢，他初露鋒芒顯示其才能的是在兒童文學方麵。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年方弱冠的鄭振鐸在參予《新社會》、《人道》和《學燈》副刊編輯後不久，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一日，他進了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著手開辦《兒童世界》。這是一門新課題，靠著友朋幫助和自己具有的童心，使他終於走進了兒童文學那個金碧輝煌的大廳裏，不斷革新，不斷奮進，使現代中國的兒童文學有一個較大的發展，出現了自辛亥革命以來十年未有的作品和樣式，使更多的少年兒童拋棄舊前私塾中“法定”課本，享受新文化新知識的無限樂趣，開擴了眼界，也為以後兒童文學領域作出示範，他的汗水和血，滋潤著現代中國第一批少年兒童。可是，長期以來，有關中國現代文學史著述，包括若幹兒童文學研究，在介紹與分析文學研究會和鄭振鐸的篇章中，幾乎都沒有涉及到他對兒童文學的貢獻，這是忽略，是欠缺。
我國早自辛亥革命前後，由於通俗文學和白話文的興起，已有了。專為兒童所設的文藝作品，但它們大都是古人洋人的題材翻譯或刪節，矯揉造作，未改故轍。當然也談不上創作；隻是在“五四”運動後，由於鄭振鐸和他的同儕葉聖陶等人的努力，采用了過去從未有的形象思維藝術，從而標新立異，產生出新碩果，諸如創作童話（文學童話）、童話的譯述、改編以及圖畫故事等等。
兒童文學理論，早皆有之，鄭振鐸以自己的工作實踐，正確地提出了它的對象、方法和任務；他立足於“救救孩子”，正視現實的世界，盼望通過新生一代的教育，使社會變得美好，從貧困，愚昧中擺脫出來。
應該說，鄭振鐸為創立現代中國的兒童文學是很有貢獻的，從本書所蒐集的史料看也確是洋洋大觀，為後人提供了豐富的借鑒之作。為了整理這份可貴的遺產，本文試就兒童文學理論和其各種樣式、編輯兒童刊物的方針進行概述和探討，以資同行和前輩斧正。
近代中國是一個大變革時期，戊戌百日維新後西方思想的廣泛傳播，辛亥革命以來的新文化啟蒙運動，特別是由此引起的“五四”愛國運動，孕育和培植了—大批有誌之士和傑出人才，其中在文化學術領域出現了象魯迅、郭沫若、茅盾以及鄭振鐸等等這樣的優秀人物。
在“五四”影響下，二十年代初期組織的文學結社，猶如雨後春筍，其中堪稱“為人生的文學”宗旨的文學研究會，於兒童文化教育育頗為重視。它提出：“著者應與用藝術的方法，表現他對於人生的情思，使讀者能得藝術的享受與人生的解釋。”並稱這種要求乃是現今申國唯一的需要（周作人：一九二零年演講，引自《一周間》一卷二期）。它的主要成員如茅盾（沈德鴻）、王統照、葉聖陶、許地山、耿濟之、謝六逸、嚴既澄、周作人和趙景深、冰心（謝婉瑩）等，在各自寫作陣地上均為兒童文學作出可喜的成績。在當時風雨如晦的動蕩年代，能夠放眼將來，關切下一代，確是難能可貴的。而鄭振鐸亦是其中佼佼者；他所不同的，不僅用筆寫作，而且更甩手和嘴，編輯了兒童刊物，組織作者和發掘新人，在確定兒童文學範疇理論和實踐上，都起到為後世學習的楷模作用。
實踐識真理。鄭振鐸在編輯和寫作過程中，提出兒童文學要有濃厚的趣味性，這是使兒童能否樂意接受的先決條件，如果給兒童看的作品，不能引起他們任何興昧，那麼作者再自認為“精采”，可也是白搭。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鄭振鐸在《兒童世界宣言》裏，以麥克·林東的三個宗旨作為辦刊的指導方針，那就是：
（一）、使它適宜於兒童的地方的及本能的興趣及愛好；
（二）、養成並且指導這種興趣及愛好；
（三）、喚起兒童已失的興趣與愛好。
開始，《兒童世界》多刊載連篇累牘的童話，包括圖畫故事《兩個小猴子冒險記》，這也是一篇純求趣味的長篇，顯得很單調，沒有刊物特色。兩個月後，他小結了工作，認為單純的求趣味是不可取的，應該是“知識的涵養與‘趣味’的涵養是同樣的重要的，所以我們應他們的需要，用有趣味的敘述方法來敘述關於這種知識方麵的材料”（《兒童世界第三卷的本誌》）。綜觀鄭振鐸和其主編的兒童刊物、專欄，大致選材錄篇即按此宗旨的：童話、故事有教育意義，即使是彩色插畫、勞作、遊戲和笑話、謎語，亦力，求其能與兒童啟蒙有益。內容生動，題材多樣化，使它能作為教育兒童的良好工具。“教育得道，則其國強盛”（《教育雜誌》一九零九年創刊號），他是多麼寄希望於兒童啊！
知識趣味性，趣味知識性，那種脫離為人生為兒童生活的教育，隻為趣味去泡製趣味，乃是庸俗不堪的低級趣味，於人於世並無益處，且有害處，他堅決抵製。千裏之行，始於足下，這個信念，以後成為他終身從事文化學術的座右銘。
幻想是理想的雛形。兒童長於模仿，少年富有想象力，鄭振鐸是很懂得二點兒童心理學的。海闊憑魚躍，在所有文學樣式中，他將童話置於首要地位，推薦與廣大兒童。童話構思貴奇巧，其情節曲折，造化離奇，於中禽獸花草幻化為各種有思想有語言豹角色，喜樂哀怒，百態猶生，在社會舞台上大顯身手，演出一幕又一幕精致淋漓的節目，使孩子們享受燦爛富麗的形象教育，擴大思維和想象的能力，幫助精神文明的認識，懂得一點真善美的道理。針對中國兒童多年生活在一個沉悶的天地中，社會環境閉塞，傳統教育束縛，戴盆何以望天？當時雖有一些書刊，如《童話》、《少年雜誌》、《中華童子界》等，即使也有些新知識，也是有限度的，更多的是簡述了經史子集或《龍文鞭影》、《幼學瓊林》中的曆史故事，有時也由外國童話和《泰西軼事》、《伊索寓言》裏采擷花粉，傳播移植改編，以此來激揚文字，培育少年兒童的智慧。雪泥鴻爪，即使如此點點，竟還遭到頑固的學究夫子們的抨擊謾罵，咒之是“多荒唐怪異之言，於兒童無益而有害”；也有一些高唱革命調子的時髦教授，竟以文學藝術必須與社會、時代密切呼應為名，認為“童話中多言及皇帝、公主之事，恐與現在生活在共和國裏的兒童不相宜”（《兒童世界宣言》），鄭振鐸本著為人生服務的信念，力排眾議，堅持兒童的特點與興趣。“他們所喜歡的正是這種怪誕之言”（同上），“至於神秘一層，更不必故意避免；兒童是充滿了幻想的。兒童文學中決不能也不必完全除掉一切神秘的原始的氣味”（《複周得壽信》）。但這並不是說他倡導縹緲虛幻的文字；一切從人生有益，於兒童有利，從他撰寫、重述以及為他審閱刊載的作品，盡管大有“神秘”、“幻想”，可寓藏其中更籮的是新教育新遭理。誠然，鄭振鐸對外國作品很為青睞，他盡力向中國孩子們介紹，通過不向的手法，使其語言渾然有中國風格；開始，鄭振鐸對傳統中國文化是不夠重視，因當時是“五四”時期提出“打倒孔家店”，否定國粹，多年來，書刊中連篇累牘推頌中國曆代聖賢孔丘、盂軻、關羽、嶽飛、朱熹和秦皇、漢武、文天祥、史可法等帝王將相事跡以及《三國演義》、《水滸》古典小說、《山海經》、《搜神記》、《韓非子》神話、寓言，在他著來，這當屬內容陳舊，有濃醇的封建色彩，於世不容，以為是“純粹的中國故事，我們是十分謹慎的采用的，有許多流行於中國各地的故事是‘非兒童的’，‘是不健全的’。”爾後，他修正了這個看法：提出“兒童文學較別的作品更為需要‘鄉土的趣味’，所以中國各地的故事和傳說，在兒童文學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兒童世界》第二卷第六期）從茲反映在刊物裏，有益的中國故事也露麵了，鄭振鐸親自也撰寫了《韓非子》中的”拔苗助長寓言。
曾幾何時，在中國文壇上，文藝作品難分對象和任務，號稱為中學生知識刊物的《中華學生界》、《學生雜誌》，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難得有與時代精神契合的好文章，至於那些專為兒童的書刊，那有一點孩子氣。諸如孫毓修主撰的“少年叢書”，寫的大都是帝王將相名利史，《中華童子界》先後刊登韻梁啟超、周瘦鵑、陸費逵等寫的《我的兒童時代》，文字古雋，老氣橫秋，真是難以分清究竟給什麼樣年齡者讀的。為此，鄭振鐸特別強調兒童刊物的對象必須是兒童。他說：“把‘成人’的‘讀物’全盤的喂給了兒童，那是不合理的；那把他們‘縮小’給兒童，也還是不合理的”（《兒童世界第三卷的本誌》）。他盡力避免歐化的別扭文字，有些名著，為了保持其完美、準確，采用直譯法，也是務必使兒童“讀來絕不費力”《兒童世界》第三卷第十二期）他在與讀者信中指明“兒童看的書，與成人看的不同，所以對於兒童文學的介紹，我向來不采用直譯的方法”（同上）“不能把野蠻時代的”成人“的出產物，全都搬給了近代的兒童去讀。我們在其中必須有很謹慎的擺選擇”。由於外國和申唇習慣禮俗、風土人情很不一致，即使同屬一國，亦因古今社會、文字語言變異，而難為當代兒童所汲取，“又象‘小說’的—類，乃至許多的寓吉和童話之類，也不是完全適合於今日之兒童的。伊索寓言，中國周秦諸子書中的寓言，都是寓著極深刻盼哲理與教訓的，兒童未必懂，而近代的寓言作家，象克魯洛夫和梭羅古勃，又都是借寓言以寓其諷刺與悲哀韻，也不是恰當的兒童讀物。”（《兒童讀紡問題》）。因此，他以為文藝作品裏不能以所描述角色的年齡特征，來限定其對象，寫兒童的並非都能視之兒童讀物，即使是為兒童寫的作品，亦並非均夠得上兒童讀物。世界童話大師安徒生的某些童話，就不適應於少年兒童。鄭振鐸的這一見解，是尚未有人提及過的，它正確地說明了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不能等同，有自己的特殊規律。
為了使兒童文學樂於為孩子接受，鄭振鐸多次就文體進行改革，增加插圖，多用短文和圖畫故事，尤其講究語句生動易懂，童話故事誦皆上口，詩歌民謠音節響亮，便於譜曲；不僅是兒童讀物，也是通俗文化教育讀物。比如普及白話文，過去若幹少年兒童刊物，常以傭白話文，恐各省口音不同，故用最淺近之文詞（鬆江《青年雜誌》，一九一五年創刊號），由此鬧得間文夾白，極為別扭。隻有徹底采用白話文，才能使兒童文學從成人的窠臼中解放出來，形成自己的體係。鄭振鐸為此嘔盡心血，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他不愧是我國現代兒童文學奠基人之一。
現代中國在文化領域從來存在著矛盾和鬥爭。當兒童文學成為一個獨立體係後，各個階級都要爭奪這塊陣地。據《中國新書月報》在抗戰前夕統計，僅上海一地就有兒童報紙十七種，至子其他報刊《申報》、《大公報》、《中央日報》等每周都設有兒童文學的副刊的，那就更多了，其中不少是趕時髦，追利潤的，也有是掛羊頭，賣狗肉，貽害放毒的，種種不一，麵對十裏洋場的泥沙，鄭振鐸從關切孩子出發，尖銳地指出，要防止魚目亂珠，要學會一套鑒別真偽妁本領，“至少他們得看看別人流行於兒童間的是什麼讀物”。（《兒童讀物問題》）蘭十年代，鄭振鐸已是一個中外著名的文學史家了，但仍關心孩子們的成長。一九三五年，國民黨反動當局為了麻醉民眾，掩飾他們用多種誨盜誨淫的書刊毒害兒童，摧殘文化，竟搞了一個兒童年，大肆吹噓“兒童是國家的主人翁”，麵對這樣的騙局重演，鄭振鐸指出：“我們很明白：將許多舊小說裏的有毒素的東西（象《醒世姻緣傳》）的刻薄的譏諷和小學生們的頑皮殘忍的把戲）向年輕的學生們輸送進去，是有極大的罪惡的；舊小說和舊思想是牢牢的固滿為一的，我們如果要排斥舊思想舊觀念，如何倒讀起提倡什麼舊小說呢？救救孩子吧！”（《短劍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六年一月出版）
中國童話，源遠流長，大都係民間傳說和神話，寓言改變而來，而作為文學童話（創作童話），始於辛亥革命時期，其時有“現代中國童話的祖師”（茅盾語）孫毓修編篡童話集多種，但它的概念是含糊的。所謂童話，無非是“童的話”吧！“故東西各國特編小說為童子之用，欲以啟發智識，含養德性，是書以淺明之文字，敘奇詭之情節，並多附圖畫，以助興趣；雖語言滑稽，然寓意所在必軌於遠，童子閱之足以增長德智”（《童話》初集廣告，《少年》一九一一年創刊號）。爾後，周作人亦有“用童話者，當上采古籍之遺留，下集口碑所傳道，次更遠求異文，補其缺少，庶為富足”（《古童話譯義》，《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第七號，一九一四年四月）之說，在新文化啟蒙時期的幾年，所見之童話，大致皆如孫毓修、周作人的概念所規範。早年的沈德鴻（茅盾），當他投效文壇，整理國故，兼也在《學生雜誌》發表小說、童話，協助孫毓修編修中外曆史故事、傳說等為《童話》十七集，“意欲假此以為群學之兄弟，後生之良友，不僅小道可觀而已”（孫毓修：《童話序》，《教育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一九零九年）。他為現代童話的創作，起到了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蒙作用。而真正賦予童話以新的含義，培植、發展現代童話的創作，竭力傳播、介紹外國優秀童話，使童話在兒童文學中名列前茅，經久不衰，與時代共呼吸、同前進，並作為任何時候兒童文學興旺與否的標尺，其功績鄭振鐸確當之無愧；他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使童話更高出一頭的。
青年鄭報鐸在踏上文學道路時，首先是為剛放蓓蕾的兒童文學有所勳勞；本著“凡是兒童讀物，必須以兒童的本位。要順應了兒童的智慧和情緒的發展的程序而給他以最適當的讀物”。一九二一年，他在沈德鴻（茅盾）推薦下，繼孫毓修編篡了第三集《童話》，共四冊，即《鳥獸賽球》、《白須小兒》、《長鼻的矮子》、《猴兒的故事》，均係外國童話回譯，譯者有耿濟之、趙景深等人，這是他最早從事兒童文學的記錄，也是他的處女作。這年冬天，他為籌備出版《兒童世界》，自己動手編譯童話。爾後，自己也搞了一些文學童話，主要有《兔之祖先》、《行善之報》、《花架之下》、《漢士與郭麗》，如果說它們乃采自民間傳說而改編，那末帶有寓畜性的“小童話”《愛美與小羊》《張兒》、《小人國》等篇章，卻是鄭振鐸一手創作，寫得最好的，合符文學童話標準的，是二十年代發表於《小說月報》的《朝露》、《七星》，想象豐富，交詞流暢，含意深邃。一九三一年他為祝賀《兒童世界》創刊十周年寫了《列那狐》。這也是他為孩子們寫的最後一篇童話。如果說鄭振鐸從事兒童文學最大的業績是童話，那末他的童話相當比重是搞譯述，這在同時代確是無人可與之倫比的，也是他的別致之處。他對童話譯述有不步獨到的見解：“一切世界各國裏的兒童文學材料，如果是迎合中國兒童的，我們都是要盡量采用的。”他的譯述，是再三經過揀選的，諸如長篇小說《巢人》後更名《樹居人》，不厭其煩，長期連刊，因為這種書對於兒童有兩重的價值。一方麵是給他們以‘故事的趣味’，一方麵是給他們以‘科學的知識’，而對於中國素未受科學洗禮的兒童尤有重大的價值。（《兒童世界》第四卷第一期）這項宗旨，也是他對介紹外國童話的基點。不偏見，不無知。在六十年前，封建保守的頑固勢力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尚很猖獗的氣氛裏，竟能身體力行，是難能可貴的。這種觀念，不僅今天要提倡，即使今後也仍適用的。科學文化無境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化要發角展，不能閉關自守，搞國粹一套。麵是要加速，擴大民族和國家間的交流，使我們的少年兒童更加文明。正如鄭振鐸說的：有許多許多的兒童讀物都是沒有國界的，有了排斥外國貨的心願，去拒絕格林、安徒生的童話是很可笑、很有害的舉動。（《兒童世界第三卷本誌》）
但是，當時幼稚的中國文壇受到羅素、杜威、泰戈爾以及人類學影響，一些人對童話研究，往往拋棄自己祖國的文學遺產，認為童話乃是印度起源，或者以為西方的文學童話比中國民間童話好過千百倍，致使當時頗負盛名的《少年雜誌》每期的童話，多有采自東西方童話寓言改編的。環境能改變人的習慣，也能改變人的愛好。鄭振鐸也受到這股偏風影響，因而反映在作品裏，一度亦熱衷於國外的舶來品。但他並沒有對它頂禮膜拜；他所大力主張的譯述，本身就是修改原著，棄其蕪雜，取其精華。一九二五年，文學研究會叢書《天鵝（童話集）》出版，共編集他和高君箴所譯童話三十四篇，其中由他譯述的占了二十五篇，包括日本（《竹公主》、《八十一王子》，《米袋王》）、奧地利（《柯伊》）、印度（《花架之下》、《聰明的審判官》）、阿拉伯（《騾子》、《獅子》）等，此外也有直譯的。他經過分析鑒別，以為介紹外國作品主要采用譯述，“我們以為童話為求於兒童的易於閱讀計，不妨用重述的方法來移植世界重要的作品到我們中國來”。譯述，這是比意譯還要通俗化口語化，除了中心恩想不作任意改變，形式、次序、情節過程包括人物增減都大有變化。譯述，實際上已是一種新的創作，譯述者不僅要通曉所譯文字的內容，熟悉所譯的語言習慣，還得耗費多倍的辛勞，改寫它為適合中國兒章閱讀的好作品，做劭“為求合鄉土的興趣的原故”。（《兒童世界宣言》）在世界主要國度裏，為兒童提供的讀物都采用了譯述，“因為兒童讀物大概都是‘重述’，不是翻譯，所以不寫原著者的名字”。（《複何思聰信》）由於大部分小學生不易接受外國作品，鄭振鐸堅持“相信小學校的用書，不應采用直譯的方法。但原意卻自信絲毫沒有變動”（《兒童世界》第四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