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政治家向來都是偉大的心理學家，雖然他們能夠成功洞悉本國國民的行為動機，但是其他國家的人民的行為動機對他們而言卻像是一本合上的書。
拿破侖雖然非常熟悉法國人的心理，卻完全不了解俄國人和西班牙人，也正是這種不了解誘使他發動戰爭，從而導致他的帝國的最終滅亡。
俾斯麥最卓越的成就之一就是：他不僅深刻了解德國人，對其他國家的人也有很深入的研究。他知道事情該做到什麼程度、到什麼地方該適可而止、該如何動手動員民眾。他僅僅通過在電報中改幾個詞，就迫使法國宣戰——並且推測在兩到三天後，法國人會發現真相，但是就俾斯麥對法國人心理的了解，覺得他們不可能有這份耐心。
然而如果統治者不了解國民心理，通常會付出沉重的代價。英國首相由於不了解布爾人的心理，從而將本國拖入特蘭斯瓦戰爭。這場戰爭不僅損失慘重，而且毫無用處，因為英國意識到它不可能征服這一個小國的靈魂，最後隻好授予其全部自由，並消除征服該國的一切念頭。
第二帝國時期的所有戰爭史，充分地向我們展示了缺乏遠見和洞察力的政治特征，因為那一時期的每一場戰爭——尤其是克裏米亞戰爭和墨西哥戰爭——都顯示出了法國統治者的無知。他們的利益僅僅在於發動一場戰爭，再無其他，但是他們的目標本應是阻止普魯士與奧地利結盟，從而削弱普魯士的實力。如果他們那樣做，法國之後遭遇的戰爭災難就會幸免。
1870年戰爭之前的一係列事件也在最大程度上暴露了政治家們缺乏遠見和理解力。如果瀏覽1865年到1870年法國的報紙、議會演說、外交文件等資料，並研究從撒多瓦到色當發生的諸多事件，就會發現這裏充斥著錯誤判斷、可笑的預測和各種錯覺，到處體現著盲目和無知，卻絲毫沒有任何洞察力的跡象。即使這些事件之後能夠被人理解，也隻是他們的後果已經定型，再不可能有什麼問題了。
由於現代政治錯綜複雜，必須承認即便近在眼前的事件也難以預測。因此，不必感到驚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一天晚上，法國某位最知名的政治家還能夠寫出以下內容：
“奧匈帝國非常安靜平和。其對任何國家都不構成威脅。”（《費加羅報》，1914年6月5日）
我們既不能理解正在發生的事件，又對其結果沒有絲毫預知，這是什麼原因呢？首先，這主要是由於多數政治家將自己封閉在源於神秘主義或情感的政治理念中，並不從事件中推導結論，而是由結論構成事件。他們的理念通常隻是情感和欲望的反映，與現實無關。
如果我們能夠回溯到很多曆史錯誤的根源，我們總能發現他們或多或少是由於缺乏遠見、洞察力與對現實情況的了解。
在政治家所有可能犯的錯誤中，心理錯誤可能是導致損失最慘重的。因此，政治家的任務非常艱巨，一國的命運常常被他的遠見或過失所左右。加富爾憑借超人的遠見與判斷力，促成意大利的統一，俾斯麥成就了日耳曼帝國。然而從另一方麵來看，法國僅僅因為統治者缺乏遠見而失去色當，並遭受了入侵。個人的意誌並不能完全左右曆史的發展，卻至少能夠影響曆史的前進路線。我們的魯莽與過失所造成的惡果，最終還將由我們自己承擔。
政治家犯錯誤通常是由於忽視了其國民的情感、神秘主義與集體作用力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了許多這類錯誤的例證，巴爾幹政策的失敗便是較為突出的，尤其是當外交家們認為局勢明顯緩和時，保加利亞人和土耳其人卻嘲諷般地挑起了衝突。
人並不像棋盤上固定不動的棋子，他們不是在冷靜的判斷下理智地挪動，因為在思辨的過程中，人們由於過於自信往往不能理解起初的動機。
預見未來對政治家來說是一個成功的法寶，但對個人而言，並不凸顯他的益處，克萊蒙梭曾經說過：
“根據長期觀察，我發現看得太遠的人總是不幸的，因為短視的同伴往往將其視為公敵。沒有什麼比有限的視野更容易助人在政治上獲得成功了。曆史上每一個壞政府的行為都反映了這一點。”
這些大而化之的內容暫且放在一邊不談，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探討不同國家在戰前和戰時常犯下的一些心理學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