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個四分五裂、各有懷抱的北洋係，實際上是打不了仗的，如果有人樂意打的話，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打。有地盤的，像張懷芝那樣傻的很少。就是張懷芝，實際上多半也是因為在省內受部下的擠兌壓迫，待不下去了，才出來找門路。剩下的，即便是最忠於段的安徽督軍倪嗣衝，也隻是將張勳的舊部安武軍派出來應景，自己沒有出一兵一卒。沒有地盤的，倒是相對積極一點，但也無非是為了搶地盤，戰況有利，則進，戰況不利，則退，甚至呼籲和平。吳佩孚打了勝仗，當湖南的地盤給了別個，馬上頓兵不前。之所以沒有馬上撤退回防，無非是為了向中央政府騙餉，同時利用控製的湘南地區的稅收，擴張自己的軍隊。懷有同樣抱負的，還有名義上歸奉軍副總司令徐樹錚指揮的幾個奉軍師，一旦槍械撈足了，部隊擴張了，就立馬翻臉，一仗不打，就撤回東北。
根本沒有嫡係武力，即使所謂親信如張敬堯和倪嗣衝都不大給他練活的段祺瑞，居然要憑借著這樣一支四分五裂的隊伍，對南方用兵，實現統一，不啻癡人說夢。這樣的武力統一，除了南北之間無謂的戰爭，以及這場戰爭對波及地區的兵燹之災，毫無意義。無疑，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對於作為戰場的湖南，是一場巨大的災難。湖南人編的《湘災紀略》說戰爭造成“死亡枕藉，廬墓為墟，戎馬所及，決無完土”。當時的中國的軍隊，大體未脫清朝舊軍隊之積習，在自己家鄉，還能有所收斂，出省作戰，每每胡作非為。入湘北軍，張敬堯和張宗昌的部隊，紀律尤壞，戰時燒殺淫掠，駭人聽聞，停戰了，依舊擾民。湖南被南北客軍來回拉鋸，其荼苦無以複加。
其實，到了吳佩孚罷戰，跟南方簽訂密約之際，段祺瑞和徐樹錚等人已經對戰事之不可恃，有所覺察，編練參戰軍，訓練自己的嫡係武力，就是應對之策。然而，這種在吳佩孚和曹錕看來的卸磨殺驢的舉措，反而更加刺激了吳佩孚和曹錕的離心，這邊廂參戰軍未及練成，那邊廂曹、吳已經反心陡長了。
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未及半途，就變成了舉國痛詆、國際聲譽也很差的雞肋之舉，以至於被安福俱樂部捧出來的總統徐世昌上台，也得重開南北和談。這樣糟糕的武力統一，跟日元借款這種賣國行為聯係在一起，使得段政府的賣國，更加罪惡昭著，盡管，段祺瑞的初衷，倒真的可能是為了救國，而非賣國。
當然，把段祺瑞、徐樹錚以及曹、章、陸，從親日推到賣國之境的，其實是跟西原借款有關的若幹中日密約有關。說是密約，但是那時的中國，沒有秘密，這邊剛簽字，那邊風就透出來了，說它們密，委實枉擔了虛名。但是，密約這種形式，卻陡然增加了中日間存在貓膩的坊間猜想。
有關這時期的中日密約，主要有兩個東西，一是有關山東鐵路以及延長線濟順和高徐線的若幹換文，一是應對俄國事變的若幹中日軍事協定。關於濟順和高徐路的換文，國內比較晚近的研究，依然認為這是段政府架不住西原借款的誘惑，出賣了連二十一條交涉時都未曾讓步的兩路敷設權。可見當初，國人對此事的疑慮乃至憤怒有多大。顯然，我們仔細審視有關兩路的換文，發現並沒有出讓“敷設權”這回事。首先，兩路是由中國政府組織的修路公司，跟日本民間銀行簽訂的協議，由“日本資本家”出麵，是得到日本政府確認的。其次，修路的款項，由中國政府發行債劵解決，言下之意，日本銀行的借款，是用於購買中國的鐵路債劵。其三，換文僅限於借款，沒有其他附加條件，更沒有就敷設鐵路有任何承諾。至少按條文推理，兩路的敷設應該跟借款無關。因此，一直研究中日關係，而且對皖係向無好感的王芸生才會得出結論，認為“此項換文在當時言之，比較於中國有利”。
但是，關於山東鐵路，也就是膠濟路的換文，卻另當別論。雖然說，日本已經占了這條路，而且，在二十一條的談判中，中國方麵也承認了既成事實，但這一切都屬於被逼無奈，在國際上，尤其是英美方麵，對此也是了解的。一般來講，作為一個無力反抗強權侵奪的弱國，其外交的基本原則，是不能對即成的侵奪予以認可。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的那樣，這種換文，等於是變相肯定了日本對膠濟路的控製權，以及日軍占領青島，以及在濟南存在的合法性。而換文的文末，用曹汝霖的話來說，還加上屬於例行外交辭令的“欣然同意”字樣，則給了巴黎和會上英美以否定中國提案的借口。
當然，換文的產生，跟寺內上台以來，出於西原借款的緣故，段政府對日本大有好感有關。章宗祥的簽字，並非自作主張，畢竟是來自政府最高層的授意，也跟當時占領日本在山東的態勢不無關係。占據青島、濟南和膠濟路沿線的，是日本的軍隊。而人們都知道，日本軍部長期跟政府步調並不一致，經常自行其是。盡管寺內內閣決心收斂日本在華的跋扈專橫的做法，不再維持上屆政府四下點火、給中國政府製造麻煩的策略，但是在華的日本軍隊，並沒有因此而收斂，依舊在山東設置民政機關，征糧收稅，實行實際的管理。正如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顧維鈞針對英美有關的質問回答的那樣，“當時日本在山東之軍隊既不撤退，又設民政署，置警察，課稅則，地方不勝其擾，非常憤悶，政府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約”。而此換文的產生，按交涉者章宗祥的意思，是通過雙方政府間的協商，定出規則，讓日本軍隊有所收縮，集中在青島和濟南，膠濟路則由兩國合辦的警察維持，從而撤去日本擅自設置的民政機關。顯然，我們從換文的字麵上看，似乎也挽回了一點權益。比如規定日軍從膠濟路沿線撤軍[除濟南留一小部分]，膠濟路的巡警隊，有中國政府組織，聘用日本人，膠濟路上的職員，也要聘用中國人。如果真能按換文規定嚴格執行，比起此前日本軍隊在山東到處駐紮，膠濟路根本不容中國人沾邊的狀況，肯定要好些。這也是一向為人謹慎的章宗祥能夠簽這樣一個換文的原因。但必須指出，這種所謂權益的挽回，隻是在日本強占基礎上的挽回。等於是日本人先搶去根本不屬於他們的東西，然後吐出一點來，就算讓步。可是，就算這樣的讓步，要中國政府付出的，也是過分的代價。當時的當政諸公，包括章宗祥在內，忘記了二十一條之後的中國情勢，這樣一簽，在大局上是徹底失了分的。
其實，這兩個換文，就當時的情勢而言，最大的問題是直接觸碰了人們國家危亡上的那根敏感的神經。自從二十一條簽訂以來，中日關係就處在高度敏感的狀態，日本寺內政府所謂的親善之舉，在日本沒有退出山東、沒有廢除二十一條的情況下，很容易被人理解為一種陰謀。段祺瑞迎合日本的“親善”，接受大筆借款，對內開戰，已經有了中招的嫌疑。而這兩個換文，則一個強化了日本搶占山東權益的合法性，一個則涉及了這種權益的擴展，把黑手伸到了整個中國的腹地。當年德國染指濟順和高徐兩路的路權時，原本就蘊含了把勢力從山東延伸到京漢和京浦線的意思，現在中國跟日本簽這個換文，無論換文文本含義若何，當年的“意思”都會自然延伸過來。更何況，借款的3家日本銀行，也根本不是純粹的民間資本，跟日本政府的關係密切，以中國這種弱國地位，在很多人眼裏，即使文件上沒有寫，但沾上日本的邊，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都很難說。實際上，自二十一條之後，中國人已經喪失了對日本的起碼的信任感，自然也就危及所有跟日本打交道的人，動輒獲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