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的留學史上，有這樣一種現象，凡是在所在國混得比較好的，留學成績突出者，對所在國的印象一般都比較好，反之，則怨言要多一些，甚至會滿腔怨恨。留學日本，自然也不例外。後來人說，留學英美者多為學者、銀行家、政治家，留學日本者，多為革命者，其中不乏激烈的反日者。其實也不盡然，留學經曆比較順利的人，比如曹、章、陸，以及周作人和張資平等作家學者，以及一幹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就比較親日。留學日本者反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去日本的人實在太多，其中不乏不良之輩，在人家那裏沒幹好事。平江不肖生的小說《留東外史》，盡管是小說，有很大的誇張成分，但留日學生的胡來，的確也是事實。人去得多，而且不良分子多，在那邊自然就得不到好臉，回來憤而反日，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說，對於學業有成者而言，那種關於留學生的傳聞，對於那些學有成就者，留美者親美，留英者親英，留德者親德，留學日本親日，其實大抵不差。但是，的確如曹汝霖所說，親，不等於媚，親日不等於媚日，留學他國者亦如此。
曹汝霖等人的親日，或者說對日本抱有好感，還跟他在日本的經曆有關。很多沒混好的留學生，作為一個來自弱國他鄉之客，如果成績再不行，行為不檢點，在所在國遭遇歧視和白眼在所難免，因而對所在國自然不會有好感。但曹汝霖他們不一樣，在學校裏，由於成績不差，沒受什麼歧視，而曹又有幸住在日本著名的哲學家中江兆民的家裏，受到哲學家遺孀的照顧，自然感到相當愜意。這個中江兆民，有著作《一年有半》譯成中文，在中國很有名。在中江家住的時候，曹跟中江兆民的兒子中江醜吉結成很好的朋友。456這個中江醜吉，就是後來火燒趙家樓時，死命護著章宗祥的那個日本人，但他不是我們的大陸一些五四參見者所說的“帝國主義分子”，而是個主張對華友好的親華人士，研讀過《資本論》，傾向馬克思主義，酷愛中國文化。他還跟日本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片山潛關係不錯，一向主張反對日本對華侵略，還屬於日本的左翼人士。
沒錯，這三人的確在段祺瑞政府的親日政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曹汝霖自不必說，他不僅因為在段祺瑞討伐張勳複辟時，為段張羅來了非常關鍵的來自日本方麵的款項，否則討逆軍很難發動，而且還是日本特使西原龜三和段祺瑞之間至關重要的中間人。在段祺瑞推行親日政策的這段時間裏，曹汝霖不僅擔任交通總長而且兼任財政總長，把北京政府最有錢的兩個部都拿下，勢頭壓倒老交通係，一向號稱財神的梁士詒都在曹麵前矮了三分。因此，曹在段祺瑞的皖係集團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隻是這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跟日本的關係，依賴於西原借款。
章宗祥作為這一時期的駐日公使，不僅參與西原借款，而且若幹為人大為詬病的中日秘密協定，大都出自他之手。涉足最淺的是陸宗輿，也是西原龜三來華最初的接洽人之一，盡管在西原借款籌劃期間，在雙方簽訂備忘錄的時候，西原不無譏諷地回憶道，“陸宗輿害怕將來被誹謗為賣國賊，在戰戰兢兢中署了名。”457但是，他還是擔任了借款的產物中日合辦的彙業銀行的董事長。三個經手借款的人，都說此番借款，他們沒有拿回扣。章宗祥甚至說正因為此項借款沒有回扣，他才勉強介入的。458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三個中方的經手人和日本方麵的西原龜三一樣，大體上是幹淨的。比起此前的經手借款的盛宣懷和梁士詒，他們三個，個人品性的確要好一點。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五四運動，這三人成了賣國賊，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條的簽訂時，曹汝霖是外交次長，陸宗輿是駐日公使，所以都有了責任。陶菊隱先生在書寫這段曆史的時候，直斥當時身為中國外交次長的曹汝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代理人”，說他在公府的會議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將提出‘二十一條’”，把袁世凱都氣壞了。459但在曆史檔案上，這種事是沒有的。曹汝霖也好，陸宗輿也好，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跟日本的二十一條的陰謀，有什麼關係，或者說在推動中國政府簽訂條約，起過什麼作用。陸宗輿為了緩解中國的壓力，在日本還是做了不少情報工作。有資料說，他在和日本外務省交涉過程中，曾經把一隻手槍放在辦公室的抽屜裏，晚上則放在臥室，揚言若日本方麵再行逼迫，就飲彈自殺。460這種行為，無論是嚇唬人也好，做給國人看的也好，但畢竟跟賣國扯不上幹係。
現在看來，段政府的親日政策，尤其是借外債打內戰，對中國和中國老百姓來說，都是一場災難，而中日間有關膠濟路的換文，還直接給了巴黎和會上英美一個羞辱中國的借口，直接促成了五四運動。作為具體的操作者，這三位政府中的親日派官員，當然負有責任。但是，他們的行為，是否構成了賣國之罪？如果是的話，我們是否可以從法律上追究他們的叛國之罪？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自晚清以來，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難逃脫賣國的惡諡。處在第一線辦交涉，妥協就等於賣國，但不妥協，又無路可走，隻要你經手操作，這種兩難境地，概莫能外。連曾國藩這種在朝中聲望如此高的人，也會因辦理天津教案的中法交涉，而背上罵名，在羞慚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罵得最多者，莫過於李鴻章，“李二先生是漢奸”，幾乎成為那個時代朝野的共識。李鴻章最大賣國之舉，莫過於簽訂馬關條約，但是，李鴻章不去簽，別人也得去，別人去簽，肯定不見得比他簽要好一些。縱觀李鴻章在馬關的所作所為，事實上很難找出他有意出賣國家的任何一點蛛絲馬跡來。弱國無外交，在叢林時代，弱肉強食，是個基本的國際慣例。弱國的對外交涉，能夠利用國際法和國際的勢力平衡，為自己國家多少挽回一點權益，讓損失小一點，已經是不錯的了。應該說，從技術上講，曹、章、陸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原借款，都無非是襲承晚清外交官們一貫的做法，盡可能在字麵上摳來摳去，以求減少損失，盡可能用協議和條文，對強暴的對手加以某種約束。但是，他們也許沒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統一和親日政策的結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經大錯而特錯了，在錯誤的前提下，沿著錯誤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隻能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