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會上聲緩念，南無阿彌陀佛；
第三會非緩非急念，南無阿彌陀佛；
第四會漸急念，南無阿彌陀佛；
第五會四字轉急念，阿彌陀佛；
五會念佛竟，即誦《寶島》諸雜讚。
這就是說，五會念佛就是用五種不同音調節奏集會念誦阿彌陀佛，歌唱阿彌陀佛，讚頌阿彌陀佛功德。如法照《五會讚》：
第一會時平聲入，第二極妙演清音，
第三盤旋如奏樂，第四要期用力吟，
第五高聲唯速念，聞此五會悟無生。
一到西方受快樂，永不輪回入苦坑。
發心念佛事須堅，臨終決定上金船。
回願眾生皆得往，直向西方坐寶蓮。
西方世界實為精，彼土眾生不可輕。
衣裓持花供養佛，還來本國飯經行。
發心念佛渡眾生，願此五會廣流行。
六道三塗皆攝取，蓮花會裏著真名。
五會念佛就是按照五音曲調的節奏，從緩念的慢板開始，逐步過渡到非緩非急的中板，再到漸急漸快，最後以四字轉急的快板收尾。《五會讚》則談到了旋律音調和演唱力度的變化，即從平聲入，到妙演清音，第三會的音調盤旋如奏樂，第四會逐漸用力歌唱，而第五會則高聲快唱。這種在音調上不斷變化，在節奏和力度上逐漸遞增的音樂發展手法，是我國民族音樂的傳統手法。正因是這種手法，才使其音樂的旋律和思想得到充分發展，從而也使其達到了扣人心弦的完美境地。這正是法照國師對音樂的巨大貢獻。
至於五會念佛儀規，法照國師在《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中說，1.焚香，聲磬，召請聖眾；2.眾選一人為座主，念佛一聲，開場；3.副座打磬，作梵，唱念佛名各35聲；4.當座入誦《莊嚴文》及《阿彌陀經》、《觀經》；5.座主誦讚文，擇取聲音好的齊聲相和，並以磬聲節奏。各讚多以第三會聲念佛相和；6.誦《道場樂》，音即高聲，須第三會念阿彌陀佛300聲；7.最後唱《西方禮讚》、《天台智者回向發願文》。
其特點是：1.儀式從始至終都貫穿著音樂，即音樂性強；2.五會聲曲作為和聲曲，常常與歌讚曲交替使用，從而造成唱法、節奏與旋律上的顯明對比，從而加深法事儀式的音樂意境，使佛教音樂更加趨於藝術化；3.儀式中既有座主的領唱，又有僧眾的齊聲和唱，類似清商樂中的和送聲。其曲體較為穩定，辭式更為齊整，韻律更為完善。因此，日本天台座主圓仁慈覺大師於唐開成五年至五台山竹林寺時，就記錄了竹林寺的教理儀規和齋讚禮佛儀式，且傳入日本比睿山。
此外，還有敦煌幸存下來的唐代《五台山讚》和《五台山曲子》多首。其中，《五台山讚》十八首是在道場演唱的大型佛曲。其辭式結構是由二字句和四個七字句組成。二字句是尊稱，七字句是對五台山的奇麗景觀和五台山佛教的讚頌。二者結合，一呼一應，構成了《五台山讚》完美的曲體結構，從而有了豐富的音樂性和較高的藝術性，遺憾的是曲譜沒有流傳下來。《大唐五台山曲子五首——寄在〈蘇莫遮〉》是一組大型的佛教音樂套曲。全文分為六段，第一段總起，相當於現在的序曲。後五段分別歌詠了五台山的五座台頂的奇異景觀和五台山佛教的盛況。每段歌辭都由兩大組字數不等的三三四五七四五的長短句組成。若要演唱，至少需要長短不等的14個樂句，才能唱完一段。
再加上同樣規模的序曲，顯然是一組規模宏大的佛教樂曲。據日本學者那波利貞的《蘇莫遮考》可知，五台山的這一曲子和唐代宮廷盛傳的歌舞大曲相差無幾。五台山僧人為了弘揚佛教義理，吸引更多的信眾，不僅吸取和利用了上述的唐代古典樂曲，而且也吸取和利用了民間曲牌，為佛教服務。如五台山佛教音樂《望江南》就是一首保存至今的唐代的民間歌曲。這是因為，《望江南》本名《謝秋娘》，係唐代李德裕為其亡姬謝秋娘所作，後進入教坊，才改名《望江南》。又因大詩人白居易依其調作《憶江南詞》，又改名《憶江南》。還名《夢江南》、《江南好》等名。它分為單調、雙調兩體。單調27字，雙調54字，都是平韻。而五台山的《望江南》就是單調27字，分為五句，詞格為三、五、七、七、五。由此看來，五台山高僧在唐代時已把民間歌曲“佛化”了。又，吳曾的《能改齋漫錄》雲：“京師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煙》等，號唐讚。”現在這4首樂曲曲名，可見的還有《梁州》、《三皈依》和《柳含煙》3首。其中的《三皈依》曲子，現在還為五台山僧人所唱。
由此可見，在唐代時，佛教音樂已跳出了它那初始時期“以詞度曲”的單一形式，發展到了“以曲填詞”的創作方式。
總之，唐代時五台山佛教音樂已有了自己的一套理論、曲譜、歌辭，而且已把佛教的“唱”、“念”、“雲”等諷誦形式結合起來，形成了固定儀式。同時，它也有了一支規模宏大的佛教音樂隊伍。其音樂的節奏性、旋律性和藝術性都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特點是：法事儀式集體化，法式儀規程式化，諷誦形式多樣化，詞曲結合規範化，佛教歌曲專業化和藝術化。
正當五台山佛教音樂欣欣向榮地向前發展時，唐武宗發動了“會昌滅佛”，遂使五台山僧人逃散，寺塔毀壞，像設不存，芳徽盛規，湮沒殆盡，五台山佛教及其音樂受到嚴重挫傷。幸存下來的隻有偏僻小寺南禪寺和智頵等少數藏匿僧尼。但是，佛教是一種信仰，又是一種意識形態，所以，用行政命令和武力是不能斬盡滅絕的。因此，在唐宣宗即位後的大中二年，即令五台山置寺度僧，且命智頵為十寺僧首，五台山佛教開始恢複。在佛光寺文殊殿前，有一座樹於唐代乾符四年的石經幢，幢高4.9米，八角束腰須彌座，束腰八麵，每麵鐫手持不同樂器正在演唱的伎樂一人，就真實記錄了五台山當時聲樂、器樂結合而成的佛教音樂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