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張岱自稱“老饕”，對各地方物名產的記敘尤有時代風貌。如其《老饕集序》就敘述了自己對飲食文化的精辟見解。他的散文小品中對各類食物更是津津樂道，《乳酪》、《方物》、《樊江陳氏橘》、《鹿苑寺方柿》、《蟹會》等詩文合一，化俗為雅，為明代小品之精粹名篇。《品山堂魚岩》中談到各類水生食物——蓮、黃、菱、魚等等。其餘在談到風土人情時涉及食物的篇章尚有《閏中秋》、《嚴助廟》、《二十四橋風月》等。
論及張岱對散文題材的拓展，還須談一下他對戲曲的描寫。到了晚明時期，中國戲曲藝術已臻成熟。張岱自幼耳濡目染，對戲典藝術深有研究，其散文之中涉及到了戲曲藝術的許多環節：有說演戲趣事的《金山夜戲》，有談看戲經曆的《過劍門》，有評戲的《阮圓海戲》，有談演員訓練的《朱雲崍女戲》，有描摹表演神態的《劉暉旨女戲》和《彭天錫串戲》，有記述演員及其演技的《朱楚生》，等等。
張岱生性尚奇，對各地的民間絕技充滿了濃厚的興趣，《紹興琴派》之談琴，《性美堂燈》之談燈，都精辟裏，儼然行家裏手。《吳中絕技》中逐一列舉了七種高超的民間工藝，而《諸工》一篇則通過對打竹工、漆工、銅工、窯工地位的肯定，表現出朦朧的人本主義思想：“天下何物不足以貴人，特人自賤耳。”
《張子文秕》中有描摹各種文物鑒賞的短銘文六十八篇。他甚至幹脆將其二十八件古硯命名為二十八友，反映其喜愛之深。《陶庵夢憶》中記述各類古玩的篇章還有《齊景公墓花》、《仲叔古董》、《朱氏收藏》、《甘文台爐》、《砂罐錫注》、《天硯》等等，無不是描寫細致入微的談文物鑒賞的名篇。
至於各種民風民俗，無論是掃墓祭墳，還是煙火燈會，在張岱的筆下，無不情趣盎然，帶有很強的時代色彩和地域文化氣息。如記錄各地傳統節日風俗習慣的《揚州清明》、《閏元宵》、《西湖七月半》、《虎丘中秋夜》；談及煙火燈會盛況的《紹興燈景》、《世美堂燈》、《魯藩煙火》、《龍山放燈》；涉獵各地奇風異俗的《泰安州客店》，《秦淮河房》、《西湖香市》、《魯府鬆棚》、《嚴助廟》、《金山競渡》、《天堂寺僧》、《牛首山打獵》等等，另有《鬥雞社》、《噱社》記述各種趣聞逸事。這些都是正襟危坐的傳統古代文章大家們所不屑一顧的題材，張岱對此卻津津樂道，在精短的篇幅裏以一個普通人的心態去感受、體驗生活，並在其中發現了無窮的樂趣。那些古文大家們視為傳世的論道文字現在恐怕已無多少人問津了，而張岱這些貼近生活的篇幅短小的名作無論何時對研究明清之間的文化都有著重大的意義，對散文本身的發展也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張岱對各地的山水景觀也是興趣盎然。他曾走過近半個中國，因而在他的散文之中，山水小品和介紹各地園林的園亭小品也占有相當的分量。
張岱在描寫人物上將則自己的目光由廟堂轉向民間，由達官貴人轉向尋常百姓，由“經國之大業”轉到寫“吾性吾心”，這確是散文史上的一大創舉，值得大書特書的。雖然當時的傳奇戲曲和白話小說都開始表現普通人的悲歡離合，唐人柳宗元的散文也偶爾涉及平凡人物，但那是個別現象，不成係統，更重要的是並非自覺。真正在散文領域中以平常心大規模地表現普通人平凡事，反映他們的喜怒哀樂，張岱雖不是開創者，但集諸家之長，表現得最成功的他是第一人。《石匱書·隱逸列傳》和《石匱書·妙藝列傳》所記述的大都是名不見經傳、足不登金鑾的小人物，其中有書畫家、雕刻家、藝人甚至工匠、樵夫，對他們不幸的命運表示同情的同時，著重揭示其身上的閃光點。《石匱書後集·列女傳》則對戰亂年代婦女們的悲慘遭遇和正氣凜然的行為多有記述，有堅決不受侮投井而死的麥名世之女，有殺敵逃走的京城外女子張氏，有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宮女費氏等等。《陶庵夢憶》記錄了不少市井百姓的聰明才智，如夏耳金的剪花，張大來的高超球藝等等。
“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陶庵夢憶·祁止祥癖》）在張岱的朋友圈中就有相當一部分人有著各種奇疵異癖，皆因他們真情至性，率性而行而被別人目為怪人。張岱在自己的文章中給予他們以真誠的理解、尊敬和嗬護。其中有聲言“人無癖不可與交”的祁止祥，有因情而死的朱楚生，有“性命於戲、生死以之”的劉暉吉，有精於茶道也癖於茶道的閔文水，有或“癖於錢”，或“癖於酒”，或“癖於氣”，或“癖於土木”，或“癖於書史”的五異人；有“性有潔癖”的倪瓚、有性喜酒妓、作畫若神，有李白風度的吳偉等等。其中寫吳偉一節說：
一日被詔，（偉）正醉中。官挾掖入，蹌踉行殿中。上命作禊泉圖。偉跪地翻墨汁，信手塗成。上歎曰：“真仙筆也。”
這些形態各異的人物形象，在中國古代散文的藝術長廊上留下了頗為別致而奪目的一頁。
第二，張岱在散文題材上的突破還表現在縱向的深入上。張岱思想占中心地位的是愛國主義，這和他所處在特殊的時代背景和國破家亡的悲慘經曆以及他自幼所受到的正統教育都有著直接的關係。作為明朝遺民，他至死不肯與統治者合作，並在文章之中處處表現自己的愛憎之情。如對“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抗清英雄的歌頌（見《石匱書》），對少壯時種種繁華的追憶（見《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對侵略者種種令人發指的罪惡暴行的揭露和譴責（見《石匱書後集·列女傳》）。盡管張岱的愛國主義在總體上並沒有能超越他所處時代的限製，沒有超越文天祥們的效忠故君的愛國模式，但他的那些揭露和譴責之中含著對人的尊重，同樣包涵了晚明個性解放的新的時代特質。
與此相關聯的是與他對人的尊重相一致的對生命過程、生活情趣的珍視。這裏也許還談不上什麼真正意義上的人道主義，但是他對人，特別是對普通人，對婦女、或者和地位低下者人格的尊重，敢於並善於發現他們身上熱愛生活的優點、智慧上的閃光點或人格上的奪目處。而這種思想，在隻有等級，隻有秩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隻是倫理和政治關係，缺乏最起碼的相互之間尊重、理解，缺乏起碼人格上的平等觀念的封建社會，是有著鮮明的反世俗的異端傾向的。它的出現是晚明時代那種學術氣氛空前活躍、官方文化禁錮被動地相對鬆弛，各種新學特別是王學和李贄童心說紛紛向程朱理學發動猛烈進攻，整個社會商業文化氣息日趨濃厚，對普通的生活情趣、凡世的享樂日趨重視的整體文化氛圍的產物，也和他的一些師友如陳洪綬、祁文載諸人的直接、間接影響極有關係。
張岱中國文學史上是第一個自覺致力於用散文來表現普通人的生活，表現其對“人”的尊重和現實生活的真摯喜愛之情的作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五四”文學健將周作人對人之推崇備至，認為他的文學有重大的革新意義，是那個時代的“新文學”。
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一文中說：“人的文學與非人的文學的區別，便在著作的態度，是以人的生活為是呢？非人的生活為是呢？”從這個意義上說，張岱的大多數散文的確堪稱為“人的文學”。
三、史傳散文
以《左傳》、《史記》為代表的先秦兩漢曆史散文，對後代散文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在曆代散文家的作品中，史傳散文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品類。由於這種文體集敘事、記人、說理、抒情為一本，能充分發揮作家多方麵的才情，因而備受作家的偏愛，不但曆史學家歐陽修、王世貞等如此，無專門曆史著作的大散文家如柳宗元、蘇軾等，也都有大量曆史散文名作傳世。
張岱的曆史寫作深受司馬遷的《史記》影響。他對司馬遷在“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基礎上“發憤”修史的精神十分欽佩，其著作中提到司馬遷處不下數十次。其22歲～32歲費十年之功完成的為《古今義烈傳》一書一出，一時著名文士如陳繼儒、祁彪佳、劉榮嗣、劉光鬥等無不稱賞、讚歎不已，認為“其條序人物，深得龍門（司馬遷）精神；典贍之中，佐以臨川（劉義慶）”，風格“孤韻蒼翠”（《古今義烈傳》崇禎刻本陳繼儒序。），“奇古靈雋，蓋統《腐史》《世說》為一家之言者。”《古今義烈傳》崇禎刻本劉榮嗣序。都無例外地談到了它繼承《史紀》傳統，同時輔以《世說》幽遠靈雋的風格。在以後所創作的《石匱書》及其《後集》中，這一風格更加成熟，是將曆史與文學十分純熟地統一於一體的典範之作。
《古今烈傳》自序雲：“自史乘旁及稗官，得四百餘人，手自鈔集，係以論讚”（浣鴻軒抄本卷首。），其目的“誌在表征，故略於正史，詳於外史；略於前代，詳於本朝”（浣鴻軒抄本卷首。）；又《凡例》雲：“凡慷慨赴義，必於倉皇急遽之交、生死呼吸之際，感觸時事，卒然並裂，如電光江濤不可遏止，雖平生未通半麵，遽欲與臧洪同日死者，此為第一；其餘受人恩節，有為而死，如荊軻、聶政之流，不在此列。”浣鴻軒抄本卷首。荊軻、聶政一直是中國古代社會目為“義烈”典型的人物，但在張岱看來，他們的“義”，是因受人之恩，帶有報恩、交換的功利色彩；另外，“君臣之分，莫逃於天壤，無論名節懸於其前，實亦斧鉞逼於其後。故一丁艱厄，有死無他”，於這類人物他亦選擇極少。在作者看來，真正的“義烈”，是不帶功利目的的，人物往往帶有獨立特行的強烈個性色彩。而作者在寫作時，筆端多充滿感情，文字簡潔，祁彪佳在於序中評曰：“其點染之妙，凡當要害，在餘事宜一二百言，宗子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崇禎原本卷首序三。如《宋秀傳》：
宋司獄，名秀，山東寧海人。（楊）椒山見戮，遂掛冠而歸，終身不談朝事。
讚曰：宋司獄，來乞休。輕萏芥，多蜉蝣；論海大，溺鼠溲。餘譬此，重山丘；雖鳴羽，重山丘。一葉墮，皆知秋。刊本卷八，頁十三。
正文僅二十五字，作者沒有寫這位小司獄宋秀平時如何，而隻選取楊漣蒙冤被戮，宋司獄“遂掛冠而歸，終身不談朝事”這一件事著筆，便將宋司獄出自至性的“義”舉寫得血肉飽滿，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讚語，筆鋒充滿情感，“雖鳴羽，重山丘，一葉墮，皆知秋”，對一位地位低下者的人品充滿無限敬意，同時於對宋秀的讚頌中隱含著對時政黑暗的批評。
每篇傳文的論讚，或為對傳主思想行為的概括，或補正傳文中未提及之事，直抒己見，文筆於平易中見清新，語句跌宕多資。且舉為例：
死節易，立孤難，兩人之意鐵般般。群虎盤踞飼彪羊，手無尺挺相遮攔，即將羊子寄□□。（程嬰傳“讚”，按，所空二字因受蟲蛀無可辨認）岱子曰：（荊）軻之死，為丹，為見，為期；高漸離，軻之友也，乃不惜霍目為死友。虎狼之情，較之然諾而死，更高一等哉！
……
讚曰：二鴉入秦，來食祖龍。爾斷其臂，我刳其。但知友死，不令仇存。撲地一擊，博浪齊雄。為軻死耳，於燕何功？（《高漸離傳》讚）。①這些讚語，因傾注了作家的真情實感，且語言古雅別致，十分耐讀。祁彪佳謂其“論讚雜出，一字之評，筆懷秋崖，舌蓄霜斷，出沒其意中，忖度其言外，秦銅相照，纖悉不能躲閃。其所鑒別，片言武斷，尤足令千古輸心。”《古今義烈傳》崇禎原刊本卷一。陳繼儒也亟稱其“讚語奇峭，風電雲霆，龍蛇虎豹，腕下變現；而雋冷悠然，飄渺孤鳴，天外嘔嚦，是又《漢書》、《三國》諸讚中所絕不經見也。”（同上卷首序三。）。遍觀全書，這些評價是並不過分的。
《石匱書》（連同《後集》）係一部完整的明代傳紀體通史，是張岱自32歲起，費三十年功夫“五易其稿，九正其訛”《張子文秕》卷一《石匱書自序》。精心結撰的一部巨著。其書完成後，著名文學王雨謙即首先將之與《史記》相提並論，謂“《石匱》告成，特與《史記》並有古今”（王雨謙《張宗子詩敘》，北圖藏風嬉堂抄稿本卷首頁二b。），全書凡二百二十一卷，人物傳（傳紀）一百四十五卷，占全書百分之七十以上。通過記人來記事記言，是《史記》開創的紀傳體史學著作的一大特色和優秀傳統。同《史記》一樣，《石匱書》在文學上最出色的成就體現在人物傳記的創作上。
以下試以《妙藝列傳·倪瓚傳》為例略加分析。
倪瓚字元鎮，自號雲林。漢倪寬之後也。世居無錫縣橋梅裏之祗陀。所居有清秘閣、雲林堂。其清秘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畜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性有潔癖，園中竹石樹花卉，晨起必課輿拂。蔥蘢刺眼，每雨止風收，杖屨逍遙，詠歌自娛。賓朋時至，笑語留連竟日終夜，好客之名聞於天下。其為詩蕭散衝淡，時見氣節；作畫簡雅閑淡，遂入逸品。嚐有商人入貢，道經無錫，聞其名，欲見之，以沉香百觸為贄。乃令人紿雲：“適往惠山飲泉。”翌日又至，以出探梅花辭。商人徘徊其家，密令林雲林堂使登焉，堂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尊，商方顧問其家人曰：“聞有清秘閣，可得到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過吾立不可得見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石匱書曰：書畫，小技也，而能於尺幅間傳其人於千百年之遠，然後知書畫非小技也。我明之畫，小遜元，而元末之名手無不聚於我國初。然而雲林諸公，元末高隱，而及為開國名士，豈不多本也哉！《石匱書》卷二九《妙藝列傳》，藏記抄本。
倪雲林是張岱在《石匱書》列為第一的名畫家，但傳的正文僅200餘字：因為他是大名人，故而作者沒有細寫他的生平，隻抓住三件小事寫：清秘閣、雲林堂的環境；有潔癖；躲見商人。一下子就把傳主的性格特征突出出來了。寫法上頗似蘇軾的名文《方山子傳》。至於傳論結合的形式，更直承了司馬遷的傳統，如《伯夷叔齊列傳》，真正寫到傳主生平的亦極簡約，而重心在“太史公曰”。《倪瓚傳》除在“石匱書曰”中講明了“小技”與“大技”的辯證關係外，前麵還有總論：“聖人（）遊於藝列於據德、依仁之後，每為學者所疑。餘觀妙藝諸君子，而知聖人立言之旨矣。世人一技一藝，皆有登峰造極之理；至人必以全力注之，及其神通入化，必待天工，又不全藉人力；蓋使人著力不得，不著力不得。服之習之，便自得之，故曰‘遊’也。”作者通過這段議論，又對藝術創作中“人力”與“天工”、“著力”與“不著力”之間的辯證關係發表了極有見地的看法。這樣，就為後麵寫倪瓚看似高傲，實則據德依仁而能“遊”於藝的性格提供了鋪墊。這種精心的構思，足見作者在該書《自序》中自謂曾“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的話是真確的。
善於通過讚語來點綴人物的性格，也是張岱紀傳作品的一大特點，如《石匱書後集》卷十《毛文龍傳》：
石匱書曰：有客從皮島來，餘問毛將軍在皮島何事？客曰：“日急京中邸報耳。”餘曰：“邸報奚急也？”客曰：“閱邸報方知邊事。”是一語可以定東江之案矣。《石匱書後集》風嬉堂抄本卷十。
關於袁崇煥該不該殺毛文龍的問題，史學界目前尚有爭論，這裏不擬討論。這段讚語，以對話的形式，已將毛文龍疏於邊事卻又故意支吾掩飾的心理和形象刻畫得十分入微活現：因為“文龍僻處海島，去女真遠甚，掩襲戰功，以罔當寧，恐羽書不合，故急邸報耳。”
《史記》人稱“謗書”，就是因為作者以“刑餘之人”時常在書中抒發憤懣和感慨。張岱經過甲申、乙酉（1644～1645）的滄桑巨變之後，以極頑強的毅力修訂《石匱書》，其亡國之痛、愛國之情，時在書中自然流露，讀來感人至深：
癸巳八月，餘上三衢，入廣信，所過州縣，一城之中，但茅屋數間，餘皆蓬蒿荊棘。見之墮淚，訊問遺老，具言兵燹之後，反複再三。江西士大夫響應金、王，株連殆盡，言之可憫。及至信州，見立砦死守者，尚有數十處。而鄉村百性，強半戴發；縉紳先生間有存者，皆隱匿山林，不見當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應式。鼎革已十載，雒邑頑民，猶有故主之思。《石匱書後集》風嬉堂抄本，卷四十六。“思”，原作“恩”，此據抄本改。
正因為如此，《石匱書》一出，文學家王雨謙就敏銳地看到這部史著“悲歌行國，泣數行下”的悲劇性“詩性”，認為從文字到風格，與《史記》有異曲同工之妙。“《石匱書》告成，特與《史記》並有古今。”王雨謙《琅詩集序》，嬉堂抄本卷首。評價或許稍高，但對《石匱書》的文學成就和基本風格的把握是相當準確的。
四、遊記散文
如果說，人對山水自然美的第一次發現，標誌著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感受力從遲鈍走向敏銳的話，那麼，人對自然美的哲理或解悟則是人對自我，對自我價值和主體意識的第一次具有飛躍性質的覺悟。
中國文化曆史堪稱名符其實的源遠流長。因而，中國人對山川自然美的發現也相對較早。當曆史進入“鬱鬱乎文哉”的周朝，人們的圖騰崇拜意識（如南方之於鳳，東方之於龍），已漸漸讓位於山水自然，天（自然）人一體、二者相合相融的觀念業已深入人心。從《詩經》“蒹葭蒼蒼，在水一方”、“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優美吟唱，到孔子“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以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均見《論語》）那種由自然物象引起的一唱三歎的哲理感喟，都說明中國人樂山樂水傳統的久遠。到魏晉名士（“竹林七賢”以及王弼、郭象、陶潛、王羲之等等），那種“以天地為絝衣”式的對大自然的一往情深，更帶有濃鬱的哲學意識，——它源於老莊而又在溶入佛理後自得新義。這一哲學變革是相當深刻的，以文學而論，唐代大大小小的詩人實已將“大好河山都唱盡”，但安史之亂後，“閎放”（魯迅語）的唐帝國已經開始走下坡路，敏感的李商隱、皮日休、杜牧等人已明顯感覺到這盛世是“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了。趙匡胤雖以陰謀兼武功並下收拾了殘唐五代的割據局麵，但從總體上顯露出新建帝國的一副“小家子氣”：事實也如此，有宋一代，內憂外患（特別是後者）不止，而繁文縟節以及壓得人氣悶的“理禮文化”陡增猛長；“奉旨填詞”或“淺斟低唱”雖盛極一時，但由宋理宗“欽定”的程朱理學卻壓得士人徹底失去了性靈，有宋一代，雖不乏力圖使天公重抖擻的王安石、試圖合儒道哲學精華另創新體係的智者蘇軾等，但無一不被祖傳的老譜——“壓下去或捧起來”——夭折了。至朱元璋匡定天下後，為“長安久治”計，“欽定”了由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學為唯一的官方哲學，並且規定以《四書集注》為絕對標準答案的八股取士製度，使“一代文人有厄”（《儒林外史》第一回中王冕語），讀書人無論其賢智不肖，都得“揣摩這（八股）舉業的金針”；“以徘優之道，抉聖賢之心”，中國封建專製主義也由此而臻達極致。
但曆史是無情的。統治者可以通過製度窒息人性，而理論邏輯卻有自身的演進軌跡。明代嘉靖、萬曆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大規模發展，官方哲學內部起了重大的變化。特別是“迨陽明先生出，如暗室一炬”（張岱《石匱書》風嬉堂抄本《陽明弟子傳》。），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波瀾。“心即良知”、“吾心即理”等命題的提出，看似朱陸內部之爭的餘波，實際上是一次巨大的哲學革命關於王學的新評價，（參看拙作《康雍乾時期小說“反理學問題”綜論》。）。“聖教叛徒”李贄、“灶丁哲學家”王艮、張岱的曾祖父張元忭……無一不是王學的衣缽傳人。王學風靡天下，連清代篤程朱的翁方綱也無可奈何地者慨歎：“陽明之學既出，天下宗朱者，無複幾人矣。”見翁方綱《複初齋集》。
美學思潮的變革和審美情趣的變化，恰與哲學的變革聯在一起。明嘉靖、萬曆以降，對崇高（sublium）、對優美（grace），特別是對那種帶有對人類終極命運進行思考的藝術作品的欣賞，已成為占主潮的審美趨向；而這背後所包涵的，正是藝術家或欣賞者主體意識的愈來愈強烈。與此相關，人從山川自然中觀照自己，已成為遊記文學的基本主題。
其時，藝術家的創作宗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有了原則的傾斜。以對明代文學的評價為例，“三楊”的台閣以及前後七子在有見識的批評家心目中已地位至低（參見張岱《石匱書·文苑列傳》上），而作為文學形式之一的山水遊記及其旁支園亭記，其旨趣和文化品位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以突出誇張“心”的本體作用的王學的產物。李贄、湯顯祖、鍾惺、譚元春、王思任、張岱、劉侗……諸人一出，文風驟然一變，“獨抒性靈”，“以吾手寫吾心”，成為晚明遊記文學獨占鼇頭的主流；比之酈道元、柳宗元更富於哲學理趣的遊記文極一時之盛。張岱的好友祁彪佳、王思任、劉侗……都是這方麵的行家裏手。無論就題材的廣度，發掘理趣的深度以及表現手法的豐富，都遠越前人，蔚為一代奇觀。而就人對自然解悟的深度而言，張岱在諸人中又確乎後來居上，“最為佼佼”，在文學藝術領域，他以突出的創作實績和極富辯證法睿智的理論倡導而成為這一審美思潮的集大成者。
審美解悟在張岱的遊記創作（含園亭記）中已成為基本的主題基調。以下試以其記遊文（附詩）為例。《陶庵夢憶·西湖七月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