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張岱直接談論文學批評問題的又一篇重要文獻。除了蘇人、浙人之爭問題可不置論外，這封信所論及的關於創作和批評的重要問題至少有二：一是創作者和批評家是否應“自出手眼”，充分展示自己的真性情、真個性；二是文學批評和鑒賞究竟有無相對客觀的標準？在批評實踐中如何盡可能使自己不為偏見所囿？前一問題我們在一上節裏已做了較詳細的討論，這裏重點討論第二方麵。
鍾惺（1574～1625）、譚元春（1586～1637）為代表的竟陵派是繼公安派之後又一個有著廣泛影響的文學流派。他們“別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驅駕古人之上……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華書局上編所排印本。在明末曾產生過十分廣遠的影響。竟陵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針對的是以王世貞（1526）、李攀龍為代表的前七子的擬古主義傾向。王、李等人推崇“文許秦漢上，詩卑正始還”（王世貞《哭李於鱗一百二十韻》），“為詩務以聲調勝，所擬樂府，或更古數字為己作，文則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好之者推為一代宗師”（《明史》卷二八七李攀龍傳，中華書局排印本。），在嘉靖、萬曆之際成為文壇上占主導地位的流派。明末詩文革新運動，從公安三袁到竟陵派，其文學主張正是在反對前後七子擬古主義傾向中逐漸形成的。張岱、張弘在詩歌創作上，早期都深淺不等地受過竟陵派的影響。
張弘開始選《明詩存》時，正處於鍾、譚影響全盛時期，所以在《詩存》中，一切以鍾、譚的理論主張定去取，“有一字不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但到幾社文人貶斥鍾、譚，重新高抬王、李時，他的選法又馬上一變：“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這種“轉若飛蓬、捷如影響”的極度實用主義批評態度，是為張岱所堅決反對的，並在不少文字中深加痛斥。既“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隻能跟著別人轉，隨風使舵，那就根本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批評。
在張岱看來，文藝作品一經流傳於社會，就是一種客觀存在，決不會因批評者的好、惡而自變其質地。你喜愛它時，它有此優點、此缺點；不喜時，情形亦然。關鍵在於批評家能“虛心平氣”，即具有客觀、公正的批評態度。
誠然，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和藝術審美風尚，時代不同，人的注目點和審美眼光相對不同，對同一作品的評價互有軒桎，這完全是正常的。但作為藝術，它必有其基本的藝術要質，而“人之於味，有同嗜焉”（《孟子》）。不同階層、不同時代的個人對藝術的欣賞又有共同的一麵。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美是有著相對客觀性的。
“選”，是對既有藝術作品的鑒定、定位，代表了一種評價和認識。藝術史的實踐表明，有定評的文藝作品往往都是經過鑒賞家、選家的評選，得到廣泛認可之後才獲得其經典地位的。因而評選作品本身是一項十分嚴肅的文學批評活動。藝術作品既是一種客觀存在，藝術批評的基本標準也應有一定的相對客觀性、穩定性。以張岱在信中提到的幾位作家為例，王、李也都是富有才華的作家，創作過一些好作品，他們所為後人詬病的乃是其擬古主義；鍾、譚是晚明開啟一代新風的作家，但有的作品流於奇險。簡言之，無論哪家哪派作品，都自有其優點和缺點，而且這優、缺點往往是雜合在一起的。喜好某類作品時，視之為“連城”，以為絕無瑕疵；不喜時，則全目為瓦礫，覺得一無可取。這就完全失去了批評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正確的方法是，撇開一切成見，自己“虛心平氣，細細論之”，既能發現其優點，也不回避其缺點。一切實事求是，將作品的真正麵目呈現在作者之前。
與張岱“交契三十年”的張弘，當然不是一個毫無藝術鑒賞力的人（參看《祁忠敏公日記》（民國四年鉛印本）的有關記載。）。他選《明詩存》，其取舍標準之所以“轉若飛蓬”地發生變化，如張岱坦率地指出的那樣，實際上是一種見風使舵的意識在作怪。人的認識當然是可以變化的，一個人對同一藝術作品的認識前後有所不同，這都是正常的。但張弘的情況顯然不屬於此類。當時的直接背景是：幾社文人正在高抬王、李以為標榜幾社是政治色彩很強的文人社團，他們高抬王、李，很可能與他們“以複古為解放”的政治主張有關。幾社當時在文人中影響甚大，張弘一改初衷，“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說到底是迫於外在壓力，是一種跟風意識在作怪。而跟風意識，正是文藝批評的大忌。因為跟上了這股“新潮”，那股潮流又可能很快出現，若胸無定見地跟風，“別人所尚，極力摹仿”，這樣未學會，新花樣又在不斷出現。不斷赴時髦，那真成了俗語所謂“趕不著”。
無論是創作還是批評，張岱都主張有自己的真性情灌注其間，有獨特的個人特色。關於創作，已見上節所論。至於批評的個性顯現，在張岱看來，最根本的是作為批評家自己必須有首尾條貫的真識見，能“自出手眼”，不先入為主，不隨人俯仰。“推開王、李，撇卻鍾、譚”，在作品取舍和品評方麵，自始至終貫徹“我的”主張，能明辨作品的“好處、不好處”，這樣就自能選擇其特色和個性水平。
張岱不但在創作方麵有著豐富的經驗，作為著名史學家，又長於理論思辨，在文學藝術問題上，有許多卓越的識見。他關於選本問題及文學批評標準問題的看法，均是針對具體現象提出，切中要害，有明確的針對性和普通指導意義。即便在今天，仍有其很高的現實意義，張岱所批評的那種把“詩選”變成“人名選”，照顧作品之外的方方麵麵；批評家“心無定見”，隨風使舵；評價作品沒有起碼的客觀依據，喜之則視若連城，厭之則目為瓦礫……等等，在現今的文學批評中也仍是常見的弊病。張岱這方麵的意見，很值得我們認真借鑒和反思。
五、戲曲論述與品評
張岱除了以傑出散文家和史學家名世而外，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戲劇家和戲曲理論家。他在所自稱的“無所不好”中，將“好梨園”（即戲曲）列為第一（見《張子文秕·自為墓誌銘》）。並說：“餘嚐見一場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嚐比之天上一夜好月，與得火候一杯好茶，隻可供一刻受用，其實珍惜之不盡也。”《陶庵夢憶·彭天錫串戲》。這足見他對戲曲藝術的酷愛。他的這種愛好首先與他的家庭熏陶和所交遊密切相關。他生於一個藝術氛圍十分濃厚的簪纓世家，自他祖父張汝霖一輩起，幾代人幾乎人人愛好戲曲，家裏雇著可餐班等六個專業戲班，演員在他家“老而複小，小而複老”，換了一批又一批；同時，他有交往的朋友如祁彪佳、袁於令、阮大铖以及導演姚益誠、演員彭天錫等人，都是精通戲曲藝術的名家。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就是一位水平頗高的劇作家和導演。他改編的《冰山記》傳奇，演出時“觀者萬人”《陶庵夢憶·冰山記》。其所作“譏諷當局”（陳洪綬語，見《寶綸堂集》）的《喬坐衙》雜劇（今佚），著名戲曲批評家祁彪佳評曰：“（其）文心之靈不必言，至於選韻諧音，又何以累黍弄丸，巧妙若是也？慧業文人（指張岱）才一遊戲詞場，便堪奪王（實甫）、關（漢卿）之席。”祁彪佳《遠山堂明曲品劇品》。對其創作水平評價極高。
正因為有成功的創作、舞台實踐經驗，又有著十分良好的理論素養，這使得他的戲曲批評顯得相當深刻，多當行語且頗有係統性。
首先是充滿著辯證法的精神和睿智。
如其友人、著名戲曲家袁於令所作《合浦珠》傳奇問世後，寄張岱征求意見，張岱讀後，認為此劇也受到當時戲曲創作界“隻求熱鬧，不問根由；但求出奇，不顧文理”的普遍風氣的不良影響，便以老朋友的身份坦率地寫作批評道：
傳奇至今日，怪幻極矣。生甫登場，即思易姓；旦方出色，便要改妝；兼以非想非因，無頭無緒；隻求熱鬧，不問根由；但求出奇，不顧文理。近日作手，要如阮圓海之靈奇，李笠翁之冷雋，蓋亦不可多得者矣。吾兄近作《合浦珠》亦患此病。蓋鄭生關目亦甚尋常，而狠求奇、怪，故使文昌武曲、雷公電母奔走趨蹌：熱鬧之極，反見淒涼。兄看《琵琶》、《西廂》，有何怪異？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許多滋味，咀嚼不盡。傳之永遠，愈久愈新，愈淡愈遠。東坡雲：“凡人文字，務使和平知足；餘溢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今人於開場一出，便欲異人；乃裝神扮鬼，作怪興妖。一番鬧熱之後，及至正生衝場，引子稍長，便覺可厭矣。兄作《西樓》，隻一“情”字，《講技》、《錯夢》、《搶姬》、《泣試》，皆是情理所有，何嚐不熱鬧？何嚐不出奇？何取於節外生枝、屋上起屋耶？總之，兄作《西樓》，正是文章入妙處。過此則自思遊戲三昧，信手拈來，自亦不覺其熟滑耳。湯海若初作《紫釵》，尚多痕跡；及作《還魂》，靈奇高妙，已到極處。《蟻夢》、《邯鄲》，比之前劇更能脫化一番，學問較前更進，而詞學較前反為削色。蓋《紫釵》則不及，而二《夢》則太過。過猶不及，故總於《還魂》遜美也。今《合浦珠》，是兄之二《夢》，而《西樓記》為兄之《還魂》，二《夢》雖佳，而《還魂》為終不可及也。承兄下問，故敢盡言，伏望高明，恕弟狂妄。《張子文秕·答袁庵》
這是張岱文集中最集中地專討論戲曲問題的一篇文字。《合浦珠》傳奇今未見，從張岱回信的內容看，此劇是在較為平常的愛情關目中，加入了許多脫離中心主題、遊離於故事內容的怪異情節，即“文昌武曲、雷公電母”之類。為吸引觀眾，曾創作過《西樓記》這部名劇的大劇作家竟亦趨趕時風，在新作中“裝神作鬼，作怪興妖”，“但求出奇，不顧文理”。結果是看起來“熱鬧”異常，但因一味求“奇”求“怪”，效果“反見淒涼”，並給人以不真實的感覺，成了袁於令平生創作中的一大敗筆。
這封信的中心主旨是談如何辯證處理好“布帛菽粟”（即真實、平常）與“奇幻”“熱鬧”之間的關係問題。在張岱看來，這二者隻要處理得好，非但不矛盾，反而能加強戲劇效果；問題是掌握好分寸，不要“過”，也不要“不及”。不能“一味”求“異”求“怪”——“非想非因，無頭無緒；隻求熱鬧，不論根由；但求出奇，不顧文理”，“裝神作鬼，作怪興妖”，因為那就超過了平淡中見奇的藝術原則，其效果必然成為“怪幻”。
為了透徹地闡述這一辯證道理，張岱先舉了袁於令本人的《西樓記》為例：這部劇作之所以成功，就在於它“隻一‘情’字”，沒有為求奇幻、求熱鬧而故意地“節外生枝，屋上起屋”，它的“熱鬧”、“出奇”，“皆是情理所有”，沒有超出故事情節本身所允許的“情理”界限，故仍不失為“文章入妙處”；而《合浦珠》的失敗，就在於它“一味”“狠求”出奇，超過了“情理”所能容許的“度”。為了進一步闡明這個道理，張岱又舉了湯顯祖的例子，《還魂記》（即《牡丹亭》）同樣是寫死而複生的“奇”事的，它之所以“靈奇之妙，已到極處”，就是因為作者能將真實與“奇異”、真實與藝術虛構處理得恰到好處：“奇”不脫離真實，“熱鬧”得合情合理；《紫釵記》為“不及”，《邯鄲記》《南柯記》則“太過”，太過與不及，都是沒有將二者處理得恰到好處。信中還稱道了李漁的創作，而李漁恰恰是一位主張“非奇不傳”（見《閑情偶記》）的戲曲家，他的名作大都以關目新奇著稱；信中所稱讚的阮大铖，其劇作如《春燈謎》、《牟尼合》等，也同樣是既“奇”又“熱鬧”的；至於關目多虛構，劇情搖曳多姿的《琵琶記》、《西廂記》更可稱之為“布帛粟菽之中自有許多滋味”的傑作。由此可見，張岱並不是反對“奇”和“熱鬧”，而是堅決反對為了迎合觀眾，故意求“狠求奇怪”、“不合情理”，將真實性與藝術虛構對立起來的不良傾向。
經過這樣反複舉例說明，就將“過猶不及”，即如何辯證地將真實與虛構、平淡與新奇的辯證關係論述得十分清楚了。作為一位《易》學專家，張岱討論藝術問題，是深得辯證法精髓的，這一點我們在上文“藝術範疇論”一節裏已有充分論證，茲不贅述。
其二是有鮮明的時代真實感和敏銳的藝術鑒賞力。
作為曆史學家和藝術家的張岱，對其所處時代的各種階級矛盾、社會矛盾一向十分關注。他創作《喬坐衙》雜劇就是為了“譏諷當局”（見陳洪綬《寶綸堂集·〈喬坐衙〉雜劇題詞》。），寫的是現實題材。其改編《冰山記》亦複如是。
魏忠賢、崔呈秀等權奸敗後，當時的戲劇創作界出現了一大批反映魏、崔罪行的劇本，如《不丈夫》、《鳴冤記》、《磨忠記》、《請劍記》等十餘種，其中以陳開泰所編傳奇《冰山記》較為有名，但仍在舞台上站不住腳。《陶庵夢憶·冰山記》條雲：
魏敗，好事者作傳奇十數本，多失實。餘為刪改之，仍名《冰山記》。
張岱對這些作品在藝術上的批評是“失實”。因這些劇本大都已亡佚，其具體情節如何不得而知。但從張岱本人的記載看，劇中加進了東林黨人楊漣冤案以及蘇州顏佩韋“五人難”這些為觀眾十分熟知的情節，因這些內容是反映魏、崔罪行決不可少的。經過這樣側重對故事真實性的加強處理，必然能引起觀眾的強烈共鳴，滿足觀眾的審美要求。他親自導演，在紹興城隍廟演出，引起巨大轟動，觀者數萬：
（崇禎元年）餘偶令小演魏劇，聚觀者數萬人。至顏佩韋擊殺緹騎，人聲喧擁，洶洶崩屋，有跳且舞者。大井旅店，勾攝魄魂，撫掌顛狂，楹住幾折。見道光刻本《古今義烈傳自序》。
城隍廟場台，觀者數萬人，台扯鱗比，擠至大門外。一人上，白曰：“某楊漣”。一人誶察曰：“楊漣！楊漣！”聲達（場）外，如潮湧，人人皆如之。《陶庵夢憶·冰山記》。
1629年秋，他將此劇本帶到兗州為父親上壽，戲曲行家劉半舫讀後，也十分稱讚，認為“十得八九”。《陶庵夢憶·冰山記》。
張岱對陳其泰原作的批評以及經過他改編後的實際演出效果，都充分說明在這位戲曲批評家心目中，真實性、時代感以及對如何處理重要關目及劇情高潮等，都得到了極大的重視，特別是對真實性本身強調尤力。這足見他對戲曲藝術本體特征認識的深刻和敏銳的藝術鑒賞力，堪稱行家裏手。正如祁彪佳所稱讚的那樣：其每有所作或批評，“必有驚人句，嘔心語，足以壓倒（時輩）也。”祁彪佳《裏中尺牘·與張宗子》（戊寅），南京圖書館藏手稿本。
除此而外，張岱在《石匱書·妙藝列傳》及《陶庵夢憶》中《金山夜戲》、《朱雲崍女戲》、《劉吉暉女戲》、《朱楚生》、《目蓮戲》等文中，對戲曲的題材選擇、演員素質、關目安排、舞台布景、人物化妝等等，亦都有相當精辟的論述。如主張關目安排“須有濃淡、繁簡、鬆緊（結合）之妙”《陶庵夢憶·世美堂燈》。主張表演應忠實於劇作原作；演員必須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如論彭天錫串戲之妙，主要得力於“未嚐一字杜撰”；“蓋天錫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械，一肚皮壘坷不平之氣，特於是（演出）發泄耳。”《陶庵夢憶·彭天錫串戲》。表演須達到忘我境界“性命於戲，全力為之”，方能“一往情深，搖颮無主”《陶庵夢憶·朱楚生》。（即進入真正進入劇情）等等。這些論述大都語言不多而一語中的，對今天仍有借鑒價值。限於篇幅，本文不再詳論。
〔附〕張岱明代文學史論輯（據鳳嬉堂抄本卷二〇二、抄本卷二〇八互校）《文苑列傳總論》：
世間凡物如商彝周鼎，其精神氣魄具千年之力者，自是垂之千年。法書名畫，具百年之力者，自是垂之百年。至如範泥成佛，剪紙為花，雖窮工極巧，旋瞬即壞。以絕世聰明置之無用之地，豈不重可惜哉！故夫六經子史，商彝周鼎也；唐詩元曲，法書名畫也；明之八股，則泥佛彩花也。我明自高皇帝開國，與劉青田定為八股文字，專精力，一題入手，全於心靈精脈聲口骨節中揣摩刻畫，較之各樣文體，此為最難。三場取七，專注頭場，二百八十二年以來，英雄豪傑埋入八股中，得售者什一，不得售者什九。此固場屋中之通疾也。百年以前，風氣初開，尚無剿襲之弊；後日演習既久，房書社稿充棟汗牛，好古力學之士漚血剜心，屢遭辣刷；而少年稚子，熟讀房書社稿數百餘篇，便能聯翩飛去。李卓吾曰：“吾熟讀爛時文百餘首，進場時做一日謄錄生，便高中矣。”此雖戲言，委是實錄。故使後世帝王開科取士，仍用時文，則家誦戶弦，世世不衰，帖括之力，猶足以主持久遠。若一朝更變摒棄八股，則時文雖如山積，見之者如敝帚敗絮，不待秦火而決不留半字矣，焉能與元曲、唐詩共有千古哉？是以我明人物，埋沒於括帖中者甚多；我明文章，埋沒於括帖之中亦甚多。蓋近世學者除四書本經外，目不睹非聖之書者，比比皆是。間有旁及古文，怡情詩賦，則皆遊戲神通，不著緊要，其所造詣，則不問可知矣。昔我太祖以馬上讀書，遂以文章雄視千古，其授旨詞臣，但取明達，勿事棘艱。故一時應運起者，如宋景濂、劉青田，皆以平夷條達，黼黻王家，遂為國朝著作之祖。方正學道法政治，奇於文詞，但取明通，痛懲雕劂；楊東裏總帥揆扉，創為台閣之體，不求賅洽，惟務敷通，相沿百餘年，隻有倚經之儒，而並無擅場之作，實則風氣使然也。孝廟以後，文士蔚起，代不乏人，古典如李空同，葩藻如何大複，華瞻如李西崖，博洽如唐荊川，雄渾如李滄溟，蒼茫如王州；後有七子之縱橫，當世徐文長、袁中郎思以奇穎救之，而失於草率；劉子鹹、湯若士思以警練救之，而失於濃冶；鍾伯敬、譚友夏思以淡遠救之，而失於淺薄。各家造詣深淺不同，總之祖訓明達，是其根源。間有文人才士，或亦艱棘其詞，而浮華豔語，稍用咬咀，味同嚼蠟矣。昔有先達自刻其文問於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宋曰宋文，公之文可謂明文也已矣。明文二字可以概我明一代文字。然而追論古人，孔曰辭達，孟曰言近，與我太祖不棘不艱之訓，其所風尚，曾有毫勿少異也哉？
《楊基、高啟、張羽、徐賁》：
石匱書曰：以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攸終亦不相遠。眉蒼、盈川令終如一。太史之死，同於賓王。北郭雖不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首丘。靜居投龍江，又與照鄰無異。噫！亦奇矣。高皇帝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至二十七年，黑氣始銷。則文士當此淹蹇流落，蓋其運數使然，又誰咎哉？
《袁凱、林鴻、周玄、鄭定、黃玄、王褒、唐泰、高木秉、王恭、陳亮、王、郭傅、孫、聶大年》：
石匱書曰：國初文學，宋濂溪、劉青田、王義烏、方正學，俱以名臣顯而雕蟲其小技矣。郭文遠以侍從之選，載筆供事，其一時黼黻王家，自不可泯。而林子羽以閩中十才子開我一朝風氣，與孫仲海之嶺表，聶大年之江右，無以異也。椎輪為大輅之始，而踵事增華，豈得遂忘所自哉？
《李夢陽、何景明、康海、徐禎卿、邊貢、顧、鄭善夫、陳沂、朱應登、王九思》：
石匱書曰：國朝文運之隆，極於弘治。一時作者如李空同諸君，分轆連軸，並稱大家，可謂盛矣。然奇禍坎、貧病夭折，造化若故抑之，以昌其詩文，此古人所致慨於王楊盧駱也。雖然，宗子相曰：“世間無文章之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化為杌，則文學侍從之臣豈可一日少哉”。
《羅、崔銑、都穆》：
石匱書曰：羅為文，必棲踞喬樹之顛，瞑去四五度，方能成句。王州謂其語隻平平，亦今之袁嘏也。崔銑下筆奇崛，讀者或不能句；都穆冥搜遐寄，落紙雲煙，與王己馳騁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要皆奇情險句，咄咄逼人，不屑為三君子者，亦成其為三君子也已矣。
《王世貞、李攀龍、汪道昆、宋臣、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
石匱書曰：中原七才子橫行天下，海以內幾無文章焉，皆其氣焰足以取之也。自王、李死而氣焰漸剝落，其聲價亦漸減焉。餘讀《四部稿》及《白雪樓集》，州學《史》而史，學《左》而左，學《騷》而騷，學子而子，直書麓中一大盜俠耳。其手眼不自出焉，故勿貴也。於鱗故棘其字、棘其句作澀拗體，亦所謂學雄而雄者也。如食澀李酸楂，喀喀殊不快人意。當時《四部稿》初出，臨川湯若士塗抹之曰：“莫學王州，以枵腹欺人。”其然，豈其然乎？
《高叔嗣、陳束》：
石匱書曰：楊子雲無桓君山，則《太玄》不傳；左太衝無皇甫士安，則《三都》不著。蓋豐城劍，非得華陰士為之拂拭，則其光怪不能即發也。吾明如王州之於李滄溟，袁六休之於徐青藤，非藝林之前鑒乎？吾故於陳約之序高子業，唐元薦之論陳約之，而知二人之名之所由成也。近世有高才傑作，人且妒之嫉之，甚至於欲割欲殺，如所雲“我見獨憐才”者，能有幾人哉？對此三歎。
《桑悅、盧、常倫、王廷陳》：
石匱書曰：王州作文人“九命”：一貧因；二嫌忌；三玷缺；四偃蹇；五流竄；六刑辱；七夭折；八無終；九無後，文人之無命，至此極矣。亦未有如桑民懌、盧次諸君子之甚焉者。嗚呼！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砂也，錮玉璞也。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頜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讎也，文章亦然。
《唐順之、茅坤》：
石匱書曰：以張永嘉之氣焰，不足以網荊川，而謂其失身分，宜亦淺之乎窺荊川矣。荊川、鹿門，具八麵才，寂寞林下。而宗憲、文華嚴事二先生如山鬥，所與商榷者，又皆軍國大事也。二先生能卒乎？掀髯而談，傾倒知己，此亦才人之故態乎？乃遂欲以黨黨先生，何其忍也。宗憲欲窺二先生，肅之出門，大炮發足底而談笑自若，其器量如此，訁巨可輕議乎哉！
《王慎中、趙時春》：
石匱書曰：遵崖、浚穀、詩文不少概見，大略皆豪宕閎肆之才也。荊川至比之歐、蘇，得非過譽哉。然二君子者，皆少年取高第，英氣太露，正如龍泉、太阿，新出於匣，屢藉磨，始斂鋒鍔。然則，詩文一道，非經折挫，其寶色不酣。河東巴蜀，砥礪於儋耳鈷，其得力豈淺鮮哉！
《鄭曉、雷禮》：
石匱書曰：甚矣哉！人可以不讀史也。國朝留心典故，止鄭端簡，雷司空二人。而當其易攵曆中外，皆具大經濟、大學問有本領之人，自與凡庸不類也。吾學編，《大政紀》具在，其敘述井井，亦自與空疏鹵莽者不類。勳業文章相為表裏，古人豈肯妄作者哉。
《穆孔暉、馮琦、王維禎》：
石匱書曰：國朝從製義取士，而士之習製義者遂有。其習製義之書，若穆文熙之《左史纂評》，馮琢庵之《奏疏策論》，王九寧之《槐野文集》，於舉業差近，亦幾幾乎家弦而戶誦之矣。終南捷徑，於此不無詭遇，而尚論者，欲以三公躋之文苑，是亦古人祭酒豆間之義也。
《謝榛、王禾犀登、王叔承、沈明臣》：
石匱書曰：萬曆間，布衣豪於詩者，吳門王柏穀、鬆陵王承父、明州沈嘉則三人為最。王元美繼二李之後，狎主詞盟，引同調，抑異已。謝茂秦故社中老宿，有違言於曆下，則合從以擯之，用以立示威海內，詞人有不入其門牆，奉其壇者，其能自立者亦鮮矣。伯穀才名故與烏衣馬烘相頡頏。承父早多貴遊，嘉則晚依宗袞。三人者，其聲勢皆足以自豪。元美與之雅，故異同離合之間，夷三君於四十子而登胡元瑞於末五子，雖未能一切抹殺，其用意軒輊猶前誌也。徐文長獨深憤之，自引傲僻，窮老以死，終不入其牢籠，於論謝榛詩見誌焉。去之八十餘年，詞場之隆替盛衰，作者之風氣上下，曆曆可以指數識者，亦可以論世雲。
《胡纘宗、於慎行、李維楨》：
石匱書曰：館閣之選，無過隆慶戊辰，而後以古文名世者，泰安胡孝思、東阿於無垢、京山李本寧，皆以博學宏詞為藝林翹楚。而泰安以詩案被斥，人且擬其為今之蘇軾，東阿、京山，並為容台碩德。而東阿之經濟鴻裁，盡見之《讀史私評》一書，然天奪之年，不究其用，天下惜之。京山高文典冊，走世如鶩，年登大耋，亦止為文學侍從之臣，而功業不著。則是天下文章盛名，終無造物所忘，觀之三老，不洵然哉。
《李贄、焦》：
石匱書曰：李溫陵發言似箭，下筆如刀，人畏之甚，不勝其服之甚，亦惟其服之甚，故不得不畏之甚也。異端一疏，瘐死詔獄。溫陵不死於人，死於口，不死於法，死於筆。溫陵自死耳，人豈能死之哉。焦漪園步趨溫陵，口不逮，筆亦不逮，人恨之亦不逮，然所以終不逮溫陵者，亦自其才力使然，而謂溫陵可易學也哉。
《歸有光、劉鳳、湯顯祖、徐謂、袁宏道》：
石匱書曰：歸熙甫、劉子威、湯義仍、徐文長、袁中郎皆生當王、李之世，故詩文崛起，欲一掃近代蕪穢之習，韓昌黎推孟子之功，故謂其不在禹下也。熙甫親見王州主盟文壇，聲華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舉子，獨抱遺經於荒江虛市之間，樹牙頰相楮柱不少下，其骨力何似，而劉子威但為佶屈聱牙，不足以屈服王、李。文長、義仍各以激昂強項，犄角其間未能取勝。而中郎以通脫之姿，尖穎之句，使天下文人始知疏氵龠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則更在歸、劉、湯、徐之上矣。故文長之賞識熙甫與中郎之賞識文長，針芥相投，水乳忽合，理則應然，何足為怪哉！
《屠隆、虞淳熙、黃汝亨》：
石匱書曰：屠赤水、虞德園、黃寓庸以詩文名世，然其用以名世，原不止於詩文也。三君子實具經濟大才，治繁典劇，真能以五官並用，八麵分酬。其在仕途，皆淹滯下僚，棄置不用，故借筆墨陶情，山水適意。探之中懷，皆非其好也。後居林下，岑寂無聊卒以禪乘昆廬，為英雄退步，濟世幹材棄之溝壑，豈不重可惜哉。
《董其昌、黃輝、陳繼儒、王思任》：
石匱書曰：中原七才子盛行，文尚台閣。董玄宰、陳仲醇以絢筆燦詞，鼓吹其間，遂流為鬆江一派。蓋詩文既妙，翰墨輔之尤為出色，正如王右軍十七等帖其中尺牘，都隻平平，而一出於王氏墨妙，其豐神更增百倍也。黃慎軒筆力與陳、董伯仲而詩文蒼似又過之。王季重書法亦自遒勁，故其詩文亦籍字以傳。壽之棘梨，其光華則又差減。
《文翔鳳、王象春、馬之駿》：
石匱書曰：孔重詞達，孟善言近，則詩文之妙，不在角奇鬥險也，明矣。文燈崖之行文棘澀，幾不能句。王季木之才氣奔軼，不蹈準繩。馬仲良之騁才匠意，極其所之，是皆跋扈縱橫，不為賢者之過乎？若以古法相繩，大家相砥，曾有一字之合轍循矩否乎？故《論語》有雲：“過猶不及。”
《鍾惺、譚元春》：
石匱書曰：嚐見吳楚、江淮間，一冠耳，忽高忽低；一袖耳，忽小忽大，人心之厭常喜新所繇來矣。今之操觚家，喜鍾、譚則罵王、李，喜王、李則罵鍾、譚，亦何異於一冠一袖，高低大小，忽變易於其間哉？總之，王、李自成其為王、李、鍾、譚自成其為鍾、譚，今之作者，亦自成其為今之作者，何必罵，何必不罵，蚊呶蠅喧，竟成何益哉。
《楊慎、梅鼎祚、曹學、陳仁錫、張溥》：
石匱書曰：曹能始藏書甚富，為藝林淵藪；其自所為文，填塞堆砌，塊而不靈，與經笥書櫥，亦複無異。書故多，亦何貴乎多也。顧初、陳明卿、張天如所閱諸書，亦卓犖有致。而《懶真草堂》、《無夢園》、《七錄齋》諸集，食生不化，亦未見其長，炮夫烹割，調劑五味，賓主樂之，雖終日勞勞，與炮夫竟何補哉。
石匱書曰：潛溪、青田以文章兼功業，後自北地繼起，州曆下，橫據中原，而荊川、鹿門起與犄角，遂謂國朝自科甲以外，更無文章矣。夫唐以詩取士而李白、杜甫俱不得與宴曲江，窮達有命，雖不得與爭，然使唐詩無李、杜尚得為唐詩乎？餘故敘次文人，半收寒士，亦見文章一道，斷非資格科名所能限量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