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滿子
張岱是一位很難以簡約的言詞為他定性的奇才，率性孤詣，獨來獨往，把他歸入明清之際的哪一派哪一類的文人群集都不恰當。他方麵極廣，當時文人所染指的領域幾乎無不涉足，而且都有較高的造詣。他最傾注心力的似乎是作史，自稱“《石匱》一書，筆四十餘載”（《琅文集·與李硯翁》）。今僅見《石匱書後集》，紀崇禎至南明史事，其聞見未能超過同時諸家的私史。其史識則不無偏執，魯迅曾就其《與李硯翁》一函中對東林黨人的論斷作過議論。張氏說：“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並列舉東林黨人中的敗類，激憤地說：“手刃此輩，置之湯鑊，出薪真不可不猛也！”魯迅以為雖然義正辭嚴，所舉的東林中群小的劣跡也是事實，“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於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人，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九》）他寫詩，今存於《琅文集》者尚有三百餘首，也恐尚未收全。但與同時詩人相比，那些節操上有瑕疵者如錢牧齋、吳梅村等可以不論；就是和吳嘉紀、陳子龍、屈翁山等相比，也不免遜色。不過他的詩能打破傳統詩的畦畛，對晚年窮瘁生活中的舂米、擔糞也有吟詠，苦澀中見放達，極見性情。方之今人，聶紺弩《三草》中詩庶幾也。
他也治經學，撰《明〈易〉》、《四書遇》等論著，對程朱理學批判諷嘲尤力；但總體言之，未能在李贄、三袁等人之外別樹旗幟。所可喜者是他善於從日常生理中的人情事理戳破道學的虛假窒人，用今日的話是頗具“內出血”效應。
張岱作品中最具生命力而能使他不朽的畢竟是《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沁人心脾的散文。篇篇玲瓏剔透，繪風物，抒人情，談掌故，記民俗，評時尚，莫不委曲致致，筆筆皆妙。黃裳曾說：“宗子散文第一，《夢憶》《夢尋》，天下無與抗手。”（《來燕榭書跋·琅文集》）信然信然。
張岱散文藝術之所以具有特殊成就，是由於他開拓了明代後葉自徐渭、湯顯祖至公安、竟陵諸家所未有的境界，一個由仕宦角度接近生活到由市井角度接近生活的轉變。這個境界可以簡單地表述為：由士大夫抒發性靈的閑適轉型為平民感懷時世的憂患。這是由張岱的身世和他所遭逢的時勢決定的。張岱雖是世家子弟，曾祖張元忭是隆慶五年狀元，《明吏·儒林傳》有傳；祖父輩也還居官，但張岱本人從未入仕，他也無心於此。不像哪怕如徐渭，即使不做官，也在官府作幕友；至於湯顯祖，袁宏道兄弟，鍾惺、譚元春以及當時的諸多文壇人物，都是有功名目登仕版的。他們所交往的都是官場的士大夫，隻是風雅一點的仕宦人物而已。張岱則如他所自陳的，是紈絝公子，酷愛聲色犬馬，周旋於歌場舞榭，與優伶、歌妓、幫閑等市井人物交往，他文中所記的都是杭州、南京、揚州等地的遊冶景況。如果張岱不是一個有特殊稟賦的才人，就會花天酒地地沉淪為一個極無聊的人物；偏偏他又是“書蠧詩魔”、別有眼界的人，於是，這些生活就成了他觀察社會轉化為創作的資本，而這些生活經驗是和官場生涯大異其趣的，即帶有市井性和平民性，和封閉於官場士大夫之間的視角不同。
張岱生於1597年，明亡時四十七歲，明朝社會的大動亂，如東林閹黨之爭，滿族的侵邊，李自成、張獻忠等的暴動等促使明社覆亡的諸種事變都是他成年後所目擊，性格中人的張岱不能無動於中，他的以四十年之久治史作《石匱書》，便是他關注時世的證據。《陶庵夢憶》中記有他在魏忠賢敗後，他以戲劇行家的身分為優伶編排了多種反映與魏閹鬥爭的戲曲，也可證明他對時政的關懷。因此，明亡以後所作的《陶庵夢憶》和《西湖夢尋》等紀述前塵舊影之作，在追撫繁華往事之中，就含有無限的家國之痛，即使不著一字關涉憂傷悲憤者，歎《黍離》悲《麥秀》之情自在，與公安、竟陵諸家以抒性靈、捕妙趣為宗旨者迥異，這就造就了張岱散文藝術的厚重的曆史文化感，以及它的曆時性的生命力。
要究明這道理，便非呈示張岱的全生涯不可。何況張岱不僅是散文家，還有多方麵的業績，這些業績又和他的散文不可分離，使他蔚為一代文豪。胡益民的這本評傳便是全麵研究張岱的新成果。作者在命筆時曾與我有所接觸，預約我為之作序。可惜我對張岱缺少研究，隻是其散文的愛好者，不能多所闡發，隻能記往日讀張氏書的印象如上，不知能為胡兄認同否？
2002年4月初，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