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猜測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李誌清在解放之後曾派黃啟予回上海幫助黃金榮料理財產，還時不時地給黃金榮彙生活費。甚至有傳言說，李誌清在香港、澳門購買房產等事完全是在黃金榮的遙控下完成的。李誌清甚至帶了一張黃金榮的標準像，幫他申請了台灣的入境證，以備萬一。黃金榮死後，李誌清才離開香港到台灣去。由此可見，李誌清的出逃很可能是黃金榮刻意安排的。
五、一代梟雄命歸黃泉
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上海，廣大人民群眾歡欣鼓舞，歡慶自己翻身得解放，從此成了上海灘真正的主人。次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製委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陳毅任軍管會主任、上海市市長，潘漢年任副市長。
潛伏在上海的國民黨特務、幫會流氓分子企圖利用解放軍剛剛進駐上海，立足未穩之際，大肆搗亂。據統計，上海解放後的20多天時間裏，發生重大搶劫案50多起。一些流氓分子，包括黃金榮的部分門生在內，都妄圖用事實來宣布：上海灘仍然是幫會的“王道樂土”。
麵對嚴峻的局勢，陳毅和潘漢年指令軍管會、公安部門等密切配合，嚴厲打擊犯罪活動，對有血債的幫會人物進行毫不留情的打擊。黃金榮的門生陶雪生在抗戰時期落水當了漢奸，抗戰勝利後混入國民黨特務機關，解放後潛伏在上海，與人民政權對抗。經群眾檢舉揭發後，陶雪生被逮捕，被人民法院判處死刑。1950年10月，陶雪生被押送至老家漕河涇鎮執行了死刑。
在嚴厲打擊犯罪的同時，人民政府責令參加過幫會的人員進行登記，到1951年，登記人數達26800餘人，數以百計的流氓頭子被監督勞動，接受廣大群眾的監督。但對黃金榮，人民政府始終沒有采取強製措施。
實際上，對於上海的幫會人物，如何做好其工作，為我所用，黨中央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確的方針，即隻要他們不出來搗亂，不幹擾上海解放後的社會治安，老實接受改造，就不動他們。特別是對於黃金榮、杜月笙這樣的幫會頭麵人物。這樣對全國大局有利，對恢複上海經濟發展有利。當時，上海市民對政府不殺黃金榮，讓其“逍遙法外”，很想不通，紛紛致書有關部門，大聲疾呼要求從嚴懲辦。軍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對此作了不少解釋工作，並且曾經召開過市民座談會，宣傳黨和政府的有關政策。
潘漢年為了平息群眾的憤怒，不得不讓軍管會代表杜宣前去向黃金榮本人訓話。一天下午，兩輛吉普車開到鈞培裏黃宅門口，軍管會委派的軍代表杜宣，帶領十餘名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奉命前來對黃金榮訓話，宣布政策。黃見政府不逮捕他，稍為放心，一再表白說：“我黃金榮在上海灘，幾十年來，做盡壞事，販賣毒品，販賣人口，殺人綁票做過，貴軍沒有殺我，是貴軍的寬大……”
黃金榮因年紀大了，牙齒脫落，口音不清，嘟噥的這幾句話，還得由旁邊的徒弟一句句翻譯，才能聽懂。他身穿白色紡綢褂褲，顫巍巍地站立著，由他的兩個徒弟攙扶。接著，他又從懷裏掏出蔣介石贈給他的那塊金掛表交給杜，說是上交給政府處理。在這塊表的蓋子上刻有“金榮夫子大人惠存，蔣中正敬贈”字樣。
杜宣最後說：“我們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隻要老老實實不再進行一切不利於人民的活動，過去的罪惡，我們可以從寬處理。”
黃金榮唯唯諾諾，不敢多吭一聲，仿佛不知所措。杜宣繼續告誡他：“今後一定要老老實實，如發現你再做欺壓人民、違背人民政府的行為，那就要從嚴法辦了。”
這時黃才不斷地鞠躬，連聲說：“保證不再做壞事……”
從此之後，黃金榮便蟄居在家，深居簡出，不問外事，每天躺在煙塌上抽大煙。當時，人民政府已經明令禁止抽大煙，但由於黃金榮煙癮極大，而且又極度恐慌，不得不靠大煙來麻痹自己。均培裏黃公館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煙土，據報“足夠他後半世之吸食”。
定下心來後，黃金榮叫人寫出一份國民黨財產的報告和400多名青洪幫頭目的花名冊，交給共產黨作參考，作為將功贖罪的表示，又告誡門徒收斂361一些，為自己留條後路，接著命人將黃家花園四教廳內蔣介石親筆題寫的“文行忠行”匾額摘下砸碎，以示棄暗投明，改邪歸正之意。
1951年初，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後，黃金榮的日子開始難過起來，市民甚至自發湧到黃公館門口，要求他接受批鬥。一封封控訴信、檢舉信，如雪片般飛進市政府和公安機關，懇請政府作主，為民報仇雪恨。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麵召見黃金榮，向他說明既往政策不變，但希望他能寫“悔過書”公開登報，進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實認罪，以求得人民群眾在某種程度上的諒解。黃金榮回到黃公館後，囑秘書龔天健執筆，代為起草悔過書。他小時候僅在私塾讀過幾年書，後來進裱畫店當學徒，再後來就考進巡捕房做事，殺人越貨自然是老手，捏筆杆子卻極少。龔根據黃金榮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討論兩次，念了一遍之後，由黃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簽上了大名。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聞報》、《文彙報》刊出了《黃金榮自白書》。這份自白書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