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最喜好的事情就是讀書，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被剝奪了讀書求學的權利。在被剝奪讀書權利的日子裏，我多少回夢中端坐在教室裏，聽老師解疑釋難，聽老師表揚我學習認真刻苦，成績優異。我多麼地渴望長夢不醒啊！
但人世間哪有不醒的夢！我不可避免地要回到現實。殘酷的現實逼迫我成為一個地道的農民。國家、社會是何等的強大，我哪有什麼抗爭的本領！但是當我有了一點點能力的時候，我自覺地、不圖任何回報地去助學。我真的沒有任何祈求，隻期望年幼的孩子去圓我那破碎的讀書夢。
1.求學
1955年下半年，我滿六周歲了，父親送我到本村的小學發蒙讀書。本村的小學名叫大海塘小學，是由一座叫做“宏宮”的祠堂改建的，非常簡陋，我在這裏接受啟蒙教育，度過了4年美好的童年時光。
我就讀的這所小學隻有兩間教室，學生一至四年級的都有。舊時稱這種小學為“不完全小學”或“初級小學”。教室裏學生的組合方式是這樣的：二、四年級為一個班；一、三年級為一個班。上課時，同班不同年級的學生在同一個教室裏，老師給其中一個年級的學生講課時，布置另一個年級的學生預習或做作業。大約25分鍾時間之後，老師講完這個年級的課，給他們布置作業，然後就開始給另一個年級的學生講課，天天如此，周而複始。這種教學形式，是迫於當時我國鄉村經濟落後，不得已而為之，在中國教育史上叫“複式班”教學。我這裏之所以記錄的這麼詳細，是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大凡隻知道複式樓，沒見過“複式班”的。
小學生天真爛漫，兒時的啟蒙老師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我們的校長是黃選賢先生，他中等個子，對學生的要求特別嚴格，嚴肅的臉上，一天到晚很少見到笑容。聽說他的學問原本是很高的，他的同窗好友都去大城市高就去了，而他拖家帶口留在鄉下。他和他的家人租住在學校附近一個叫“沙坡裏”的小山村。黃選賢先生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調到市區的茶亭街小學當校長，直到退休沒再挪動過地方。
我的班主任老師名叫王麗君，30多歲，是一位活潑、慈祥而又嚴厲的女老師。她教我們的語文、音樂和圖畫。她當時講課的模樣，唱歌的聲音，我閉著眼睛回憶，都十分清晰和親切。
還有一位年輕老師名叫李晴躍，他教我們的算術和體育，他隻在我們學校工作兩年就調走了，調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不知道。
還有一位我們稱呼姚爹的，他是我們學校的教工，單身一人，為學校老師煮飯、給學生燒茶水、打雜。姚爹在這所學校一直工作到去世。
以上是我啟蒙所在的“大海塘小學”的全部教職員工。時間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他們的音容笑貌至今還記得清晰。回想起來，小學4年，我從一個一字不識的孩子到初識文字，也學到了一些待人接物的禮貌，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全在於老師的教導。所以，這個“師”字被人掛在神龕上，當作神明來供奉是不為過的。
初小畢業之後，我考入了市區的桃花侖小學，繼續讀高小。這所學校是解放前挪威人開辦的，原名叫“信義小學”。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當年的挪威人還在益陽開辦過信義女子中學，信義中學堂，信義大學，信義醫院等等。
我進入高小之時，全國開始了“大躍進”運動，我們村也興辦了公共食堂，像全國無數小家庭一樣，我們家也免不了被要求在公共食堂吃飯，不準在自己家裏生火煮飯吃，家裏的鐵鍋等炊具都被強迫交出去砸爛，煉鋼鐵去了。農民都被強迫搬到某一個大院子集體居住，過起了集體化、軍事化的生活。
我剛進桃花侖小學的時候，是個才10歲的孩子，從家到學校往返有10多裏路程，沒有任何交通工具，沒法趕上食堂的開飯時間，所以上學後基本上沒吃過午飯，有時候，學校放學晚，實在餓得不行，走回家的力氣都沒有了，我和同學臧正安、陳鬆林等要在半路上休息一會兒才能走回家。
1961年9月，我高小畢業，接著考入了益陽市第一中學。作為一個12歲的少年，我懷著對未來美好前途的憧憬，進入了本市的重點中學，與城裏的孩子同堂求學。我的班級是益陽市第一中學初中部C56班，班主任老師是胡孔章先生。全班共60個同學，從農村來的隻有10多個。由於農村來的學生經濟條件要差一些，所以大部分都是讀通學，又叫做“走讀生”。
我一進入初中，就遇上了全國上下鬧饑荒，據說當時毛澤東也拒絕吃肉，他的孩子李敏、李訥也餓得慌。全國水腫病，餓死人的事情隨處可見。國家稱之為“三年暫時困難時期”，我是身臨其境的。
初中3年，我照樣基本上沒吃過中午飯。但這3年卻是我吸取文化知識最豐富的時期。我的學習成績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連城裏的學生也對我刮目相看，尤其是俄語成績最突出，以致失學近30年之後的1988年，我在益陽齒輪廠承包工程項目時，該廠的廠長陶哲維和我談及與蘇聯專家打交道的往事，他與我打賭背誦俄語單詞，非常肯定我學俄語的功夫紮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