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們不知道出了什麼故障，大家呆呆地望著我。我心中有數，儼然一副老師傅的模樣，說，沒事！接著從車的後備箱裏拿出一個塑料壺，吩咐兩個同學去打一壺水來，我和其餘的人坐在路旁，一邊休息，一邊等發動機冷卻。打水的同學回來後，我給車加了水，把車況檢查了一遍，又在路邊撿了兩塊石頭放在車上，以防刹車不靈時用。
我們的汽車在陡峭彎曲的山路上繼續前行，來到一個叫“南天門”的地方，被橫在路中的一根鐵欄杆擋住了。隻見旁邊立有一塊牌子，上頭寫道：“上山車輛在此排隊，依次上山”。
我們的車排了第一名，但我們必須在此停車休息，等待工作人員安排。這時大概是淩晨一點多了，我們下車觀賞衡山的夜景——環顧四周，近處商店客棧都已打烊關門，各處要道，悄無人跡；眺目遠望，隻見月光籠罩下，山霧茫茫一片，遠處隱約可見幾處燈火，忽明忽暗，偶爾傳來雞啼犬吠之聲，聽得十分真切……我們就地休息，同學們一致要求我在車後座好好睡一覺，他們則隨地躺一躺都行。大約早晨五點多的時候，後麵的汽車喇叭聲把我叫醒了，我下車一看，橫在路中央的欄杆已經開啟，我連忙叫同學們上車，我們繼續向山頂祝融峰前進。大約走了三四公裏，我們的車來到了南嶽山的頂峰祝融峰。我們在一塊大石頭上坐下，靜靜地凝視著東方，等待那日出的壯觀景象。大約半個小時之後，隻見東方漸漸發白，慢慢地變成一片橘黃色的雲海，但我們沒有見到一輪紅日從東方升起來。後來聽人說，南嶽的日出是很難看到的，一年隻有五、六次。大約早晨六點多的時候，我們從山頂下來，沿途遊覽了一些景點。中午時分，我們吃了午飯，五位同學一路歡歌笑語，安全回到了益陽。第二天，我們照樣去上課。同遊的同學除我之外，其餘4位以姓的筆畫為序，分別是：文振華、孫可平、羅政斌、姚建民。
7.私家車的更換
1997年5月，女兒誌群從中南工業大學（現為中南大學）畢業，隨後去深圳謀發展。
出發的那一天，我開著北京212吉普車，和國秀一道送她去長沙坐火車（那時益陽還沒通火車）。臨上火車時，國秀兩眼含著淚花，拉著女兒的手說：你一個人在外麵，要好好工作，不要掛念家裏，自己打好自己的招呼，愛護好自己的身體，我和你爸以後會找機會來看你的。女兒誌群頻頻點頭，一一應許。
我站在一旁，聽國秀母女兩說話，忽然萌發了一個想法——如果我有一台裝有空調的小轎車，我自己駕車去深圳，那該多方便啊！
就在當年底，我承包的益陽齒輪廠變速箱車間項目，辦完結算後，廠方還應付我80多萬元的工程款。由於廠方資金緊張，一時支付不了。不久，廠方想了一個辦法——用他方抵債過來的汽車來抵付我的工程款。我答應了這個條件，接受了一台桑塔納2000型的小轎車。
這台車廠方作價22萬5千元，而當時市場上的價格是19萬多元，雖然貴一點，但我還是提前擁有了自己的小轎車，心裏特別高興。當時有個姓文的同行，認為這種以車抵債的方式不合算，沒有接受，結果在很長的時間都沒要到賒欠的工程款。
過年後，我開著自己的第一台小轎車去鄉政府參加黨訓班學習。當時天氣很冷，我招呼幾個年紀大的老黨員坐我的車。有個老同誌把車門下邊部位當作家裏的門檻，用力踩著刮鞋子上的泥巴。我趕緊告訴他：快上車吧，車上開了熱空調，好舒服的。於是大家上車，他們都說很舒服，比坐在家裏烤火還舒服些，難怪這車值幾百擔穀的錢。
1998年底，女兒誌群在深圳來信說，年底車票很緊張，恐怕回來不了；又說，深圳那邊的冬天溫暖如春，希望我們都到那邊去過年。我和國秀商量是否應承誌群的這個想法。誰知國秀想女兒想得不得了，現在自己有了車，哪有不去的呢？因而我的話還沒說完她就連連說：“去！去！去！”於是我們決定開車去深圳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