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曆史上針對北宋當時“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王安石是儒家思想中的一分子，這從他所謂“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以及“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雲雲，可以看出來。變法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最終以失敗而告終，王安石的缺陷和變法中的種種弊端是主要原因。
任職地方，多辦實事
王安石在少年時代就喜好讀書，讀書一經他過目便終身不忘。他作文章落筆如飛，初看似乎漫不經心，寫完後，讀過的人都佩服他文章精彩絕妙。他精讀了大量儒家經典，也閱了諸子百家，還涉獵《素間》、《本草》等醫學書，並且看過一些小說，真是博覽群書。為尤可貴的是，王安石求學並不光停留在書本上，還向富有經驗的“農夫、女工”學習少書本上沒有的知識，他不是死讀書，是在求知中勤於思考，孜孜不倦地“惟理以求”，這種探求精神使他常能用批判的眼光判斷各種問題，因而逐漸形成了有自己特點的思維模式。慶曆二年（1042）春，二十二歲的王安石考中進士，名列上等，從此步入仕途，被任命為簽書淮南節度判官職，給揚州地方長官韓對當幕僚。
任職三年後，按宋製可以準許呈獻文章請求投考館閣的職位，這是一般士大夫求得更高官職的途徑，但王安石不走這條路，他願繼續在地方任職，於是在慶曆七年（1047）出任都縣知縣。血氣方剛的王安石，一心一意要為當地老百姓做些好事。他看到鄞縣地區有豐富的水資源，但由於水利連年失修，不能充分利用，使水白白流入大海，倘若遇到不雨之年，便出現嚴重旱情，這真是最大的浪費與最大的災患。所以，王安石在到鄞縣的第一年，便決定利用冬閑季節，動員百姓大興水利，浚治川渠。他親自奔波在工地上督促檢查。由於這件事深得民心，百姓願意效力。在二三年裏建造堤堰，修整陂塘，為當地水利建設作出不少成績。在鄭縣王安石還看到另一種使他揪心的情況：在青黃不接之際，貧苦農民用糧十分困難，常常忍受高利貸者的高利盤剝。王安石決定以輕微利息把糧貸給貧苦農民，約定秋收後歸還新糧，保障他們生活，同時也免受高利貸的盤剝。此外，王安石還在鄞縣興辦學校、整頓戶籍管理，不斷地進行改革試驗，鄞縣的所作所為，為他以後的變法運動積累了初步經驗。王安石在鄞縣任滿後，皇祐三年（1051）曆任舒州通判、群牧司通判、群牧司判官。
此時王安石不但在政治上嶄露頭角，而且以學問和文章知名於世，歐陽修推舉他在朝廷任職，但他仍要求去當地方官。嘉祐二年（1057）被派到常州任知州。嘉祐三年（1058）春，王安石調任江南東路提典弄獄，到任後，王安石發現現行的榷茶法存在著嚴重弊端：官賣的茶葉，質劣且貴因而他上疏仁宗，請求罷榷茶法，改為商人運銷、官府抽稅的辦法，這樣可使民間得到好茶和賤茶，此法經實施，收效非常好。
這些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極佳官聲以及他多次拒絕朝廷為他安排的肥美官職，使王安石享有極高聲望與巨大知名度。這二十多年時間，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時間。他謝絕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導致他的聲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謝絕，最後就使得甚至從皇帝開始，到京城裏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們，無不渴望見識一下王安石的真麵目。遂成為此人一生最大的謎團。
如果說他是為了沽名釣譽，這時間未免太長了些；如果說是韜光養晦，這份沉得住氣的功夫真正罕見。有一種看法認為：當時，朝堂上群星薈萃，德高望重者濟濟一堂，如範仲淹、歐陽修、司馬光、曾公亮、文彥博、富弼、韓琦等等一大批人，會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時。此種看法，顯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華與獨特堅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夠使自己的燦爛文名流布於天下，令四方學子仰慕，哪裏會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但不管怎麼說，此人相當自信，自信一旦時機來臨，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業。而且，事實上，他也在這二十年間，為自己今後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個極為堅固的基礎。這則是不需要懷疑的。
嘉祐三年十月，仁宗召王安石進京，任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無法再推辭，隻得赴京就職。
慷慨奮行，銳意革新
經曆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生活，使王安石對社會問題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認識。約在嘉祐四年（1059）夏，他寫成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洋洋萬言，表達了自己慷慨奮行、矯正世風改變世俗的誌向。
《言事書》對北宋王朝以來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局麵及形成的原因有精辟的分析：“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益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誌之士，詛詛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其根本原因是“不知法度”。法度在王安石的文章中就是國家的方針、政策和法令，王安石主張在“法先王之意”的口號下，進行變法革新，而“法先王之意”，並非是提倡複古，而是為了減少變革的阻力，使變革不至於“傾劾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
對於人才的高度重視，也是王安石在《言事書》中特別強調的，他引用《孟子》的一句話：“徙法不能以自行。”王安石認為宋王朝史製敗壞，做官的人中沒有多少有作為的人才，而缺少才能、貪婪卑鄙的人卻多如牛毛，他提出培養和造就人才。
須從“教之、養之、任之”幾個方麵下手，而且要“有其道”。在《言事書》中，吏治與人才的問題，占了很大的篇幅。
理財的問題在王安石的《言事書》中也提到，雖然篇幅不多，但其立場是很鮮明的：“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嚐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忠在治財無其道耳。”
然而，王安石這篇重要的萬言上書，並沒有得到仁宗的重視。王安石改革的想法並沒能得到實施，但《言事書》無疑是王安石日後變法的思想綱領時集中體現，是他的理論基礎，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被任命為知製語，兩年後仁宗去世。趙曙即位，是為英宗。此時王安石也因母親去世，回到江寧守喪。英宗即位後，庸碌無為，在位四年就因病去世。治平四年（1067）趙頊即位，是為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寧府，熙寧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回到開封，受命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宋神宗與仁宗和英宗不同，他是一位頗有作為的年輕君主，即位後，有一股改革弊政的強烈願望，他想效法唐太宗，使宋朝也成為太平盛世，他也想尋求一個像魏征那樣的宰相，輔佐他成功立業周此，登基以後他不斷向大臣征詢改革意見。
王安石回開封後，神宗即召人對，開頭就問，治理國首先先要以什麼為先。王安石回答說：“首先應該選擇治理的方法。”神宗又問：“唐太宗怎樣？”王安石說：“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大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宋神宗最後說，你要全心全意輔佐我，希望我們能共同來完成這個事業。
又有一日朝席完畢，神宗留下王安石再一次議論政）神宗認為，唐太宗須得魏征，劉備須得諸葛亮，然後才可以有所作為；這兩個人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王安石回答說：“陛下談能為堯、舜，則必有皋、熒、稷；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他認為，天下有學識的人才不算不多，而帝王常憂患無人輔佐自己治理天下，是由於“擇術未明，推誠未至”，困而雖有賢明的人，也呼‘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神宗說：“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五四凶，”王安石對答說：“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屆，則皋、菱、稷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不久，神宗又問王安石，自宋朝開國以來，百年無大變，天下太平是什麼原因。王安石為全麵回答這一問題，退朝後，寫了秦疏《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上奏神宗。
在《劄子》中，王安石認為天下並非太平無事，剖析了特別是仁宗統治時期在用人、理財、治軍各個方麵的弊端，“農民壞於搖役，而未嚐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勞，而未嚐中敕訓練”，“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宮，雖憂勤而國不強、王安石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表達了銳意進行改革的決心與願望。
改革已經成為曆史的趨勢；北宋積貧積弱的形勢使要求改革的人越來越多，呼聲也越來越高，神宗於熙寧二年（1069）二月，任命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建立“設置三司條例司”，作為主持變法的專門機構，由王安石親自負責。王安石又推薦呂惠卿作為自己的主要助手，負責名例司日常事務一場變法革新的運動就此拉開了序幕，熙寧三年（1070）十二月，以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由副相晉升為宰相，這是變法運動趨向高潮的標誌。
醞釀變法，危機四伏
熙寧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始。”熙寧二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熙寧二年（BC1069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係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範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範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禦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製，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製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製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複舊製。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複：“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編纂《資治通鑒》。
變法三大矛盾：
1、階級矛盾尖銳：北宋初年，宋朝統治者由於對土地兼並采取“不抑兼並”態度，導致三分之一的自耕農淪為佃戶和豪強地主隱瞞土地，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沉重，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民暴動頻繁。
2、民族對立嚴重：北宋與西夏和遼國發生多次戰爭。
3、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突出：改革派與守舊派鬥爭激烈。
“三冗”危機：
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權的方式，集中皇權，比如，宰相職位一般有很多人擔任，同時還設置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官職也不斷增加，導致北宋機構臃腫；采用恩蔭製，一個官僚一生當中可以推薦數十個親屬當官；北宋大興科舉，科舉應試人數增加，取士人數也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