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分。
當得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係一年級的GPA的時候，李開複長舒了一口氣，他拍了拍胸口，以緩解緊張和不安，他甚至感到些許慶幸，慶幸自己當機立斷在最後關頭把一門無法通過考試的課程退掉，不然，他的GPA將可能連3分都不到，那樣的話，哥倫比亞大學給予他的獎學金將泡湯，這將是多麼尷尬的一幕。對於這位從小成績優異、天資聰穎的小夥子來說，如果真的遭遇大學獎學金被取消的境遇，那該是個多大的人生打擊啊。
這是1980年夏天所發生的一幕，這一年李開複19歲，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窘境。
我們關於李開複是如何作出從心開始的選擇的論述，就是從李開複的這一幕開始展開的。在我們看來，這一幕其實是他從心開始選擇的第一次實踐，也是他開始形成自我認識的最重要的一步，也就是說，至少在此之前，李開複和我們一樣泯然眾人。
如果說李開複比我們要優秀一些的話，那最大的不同是因為他能作出從“心”開始的選擇，這讓他的選擇雖然在一開始也許比我們曲折，實現起來也許比我們要艱難，但由於一開始就是從心開始的選擇，所以能更好地認識自己，也比我們更堅持、更堅定、更執著、更富有激情。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回顧李開複人生的第一次從心開始的選擇吧，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從中讀到興趣、激情和熱忱等諸多因子，這是認識自我的開始，也是從心選擇的前提所在。
1979年，18歲的李開複到美國已有七年，在這個國家，李開複讀完整個中學，順理成章地要進入美國大學。
美國沒有高考一說，隻需要參加一個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學術水平測驗考試，相當於中國的高考）的考試，作為大學錄取的參考。大學在錄取學生時，在參考SAT的考試結果外，還有諸多的社會實踐可以作為參考，因此，獨木橋的緊張感比中國的高考要寬鬆很多。
這讓李開複有了更寬廣的自我選擇的空間，在申請大學的時候，李開複仔細地分析了自己的情況：在高中期間，成績還過得去，而且積極地參與了學生會的各項活動，是學生會的副主席；此外，在學校的鼓勵下還創建了兩個公司，雖然這兩個公司都是模擬性的公司，但是都有運作，這對於強調實踐的美國教育來說，在申請大學時會有一定的優勢。
但是李開複的劣勢也很明顯，那就是他的英語太差了，在SAT考試中，李開複的英語部分隻考了550分，很大程度地拉了李開複的後腿。
分析來分析去，李開複決定把第一專業定位為法學專業。
按照李開複的自述，從小起，他就一直希望能成為一個律師。
李開複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是有天賦的，他把在小學時候曾經領導班上的同學檢舉老師對學生罰款甚至侵吞班費的行為看作他做的第一件具有政治和法律意味的事情。那時候李開複在台灣上小學，他的老師喜歡懲罰學生，最嚴重的懲罰是用竹尺打，稍微輕一些的就是罰款，常常把同學們的零用錢都罰光了。
李開複自己回憶道：“班裏的同學都恨老師，都在心裏想著發泄不滿的情緒，這給了我一個機會去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我開始調動小聰明，偷偷計算老師罰款的數額。一天一天地加起來，結果驚訝地發現，老師從學生手裏拿走了很多錢，但班費卻沒有增加。於是我說服同學們相信老師在貪汙，向校長檢舉。校長痛斥老師一頓，老師回來痛斥學生，說是‘共產黨的行為’，還要追查檢舉者，但卻無從下手，因為我已經預先防備泄露身份，檢舉信是用左手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