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就是到科學落後地區去開設醫學院。因為洛克菲勒篤信宗教，有許多曾經到中國傳教的朋友，所以洛克菲勒家族對中國的興趣很濃厚。於是他們展開計劃，先研究中國的情況及需要，再開會決定協助中國發展健全的醫學製度。由凱特策書，經委員會批準，在北平成立一所醫學院，逐漸使東方國家也注意到醫學的重要。
另外，基金會更協助了不少美國國內及國外的高等學府及研究中心。基金會在1914年到1916年對社會經濟產生了興趣。當他們想找個地區做些實驗性的活動時，他們參與了一場科羅拉多燃料及鋼鐵工廠工人的暴動：工廠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是洛克菲勒的，當時他已七十五歲，沒有插手管理這件事。但小洛克菲勒想協助解決這個錯綜複雜的問題時，卻招來許多評議，以致日後令基金會得到一大教訓，不再幹涉任何太敏感的問題。工人暴動牽涉很廣，還引起傷害案，所以當洛克菲勒想解決問題時，引起政界人士的猜議，不知洛克菲勒父子安了什麼心。政府組成的“工業關係委員會”曾開庭質詢，洛克菲勒被請去說明。他強而有力地反駁他濫用權力及金錢去左右工人，他的幾句話終於說服了反對他的人。他說：“我對民主製度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我認為當預料之中的邪惡快要發生之際，政府願放手讓人民或其代表試著去消減該邪惡，而非束縛他們的手腳，使其靜坐期待邪惡危險的降臨。”
洛克菲勒一席話雖然挽回大局，但基金會也獲得一個實質的經驗。基金會終於決定日後如再有如此地糾紛，他們自己將不幹涉，而請其他的團體出麵幹預。基金會隻負責出錢並在一旁協助，以免引起過多的猜疑及批評。
到1917年，文生先生代替小洛克菲勒出任會長時，洛克菲勒基金會又開始一個新紀元，更做了許多值得驕傲的事。
文生這個人博學多能，豐富的經驗使他習慣於有條理及和諧的行政製度。他上任之後，大半都是循著基金會的主旨去實行，而不似小洛克菲勒在任時，協助的範圍雖廣仍嫌雜亂，引得凱特的批評。有了凱特的支持，文生更是有板有眼地朝著提倡公共衛生及醫學教育方麵發展。在文生時代，基金會的利息多數是用在國際衛生委員會及中國醫學委員會及後來的醫學教育上，全力提高全球的衛生環境及治療各種疾病。
當時在國外，費爾諾主張再度提高美國醫學院的水準，要在愛荷華大學建立一所龐大的醫學中心，為此七十一歲的凱特與費爾諾起了爭執，使得他不久即退休還鄉，洛克菲勒集團從此失去一名無法被取代的大將。
在國外方麵，基金會資助的醫學院及研究中心也是不可勝數。它的捐贈遍及倫敦愛丁堡、裏昂、聖保羅、貝魯特及其他各地。然而洛克菲勒卻最關切加拿大，他認為加拿大人民與美國人民同源同種同文化。如果他們能犧牲自己，教育下一代和善用資源，則民主製度必能迅速傳播。所以基金會協助由哈利法克斯到英屬哥倫比亞設立大學。洛克菲勒基金會到處捐贈，提高教育水準，不但為世界人為盡一份心意，同時還做了多次成功的國民外交。在倫敦的報紙曾稱該會對大學慷慨的捐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後最令人振奮的一刻。
基金會的“國際衛生委員會”最成功的一例就是發明了預防黃熱病的疫苗。西班牙內戰時，發現黃熱病是由蚊子傳染的，後來有一位名醫葛卡斯曾在巴拿馬運河區將此病消減。但當時東方人士害怕巴拿馬運河一旦通行，黃熱病也會隨著流傳到東方。於是，委員會就請葛卡斯醫生擔任消減黃熱病小組的組長。雖然，曾有一度似乎全麵消減，但在葛卡斯死後數年，黃熱病又在南美洲大為流行。最後終於由紐約的研究中心成功地研製出預防該病的疫苗，從此控製了黃熱病的蔓延，減少許多人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