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生平和著作
魯迅的人格和作品的偉大稍有常識者都已知道，原無須多說。至於他之所以偉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靜和熱烈雙方都徹底。冷靜則氣宇深穩，明察萬物；熱烈則心中博愛，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實這二者是交相為用的。經過熱烈的冷靜，才是真冷靜，也就是智；經過冷靜的熱烈，才是真熱烈，也就是仁。魯迅是仁智雙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顧視清高，觀察深刻，能夠揭破社會的黑暗，抉發民族的劣根性，這非有真冷靜不能辦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顧到那愁苦可憐的勞動社會的生活，描寫得極其逼真，而且靈動有力。他的一支筆，從表麵看，有時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實是藏著極大的同情，字中有淚的。這非有熱烈不能辦到的。欲明此意，隻將《呐喊》中的《阿Q正傳》和《彷徨》中的《祝福》兩篇，比照對看便知。
魯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萬言以上的創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偉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間的至文——一篇可歌可泣光明正大的至文，這仁智雙修言行一致八個字，乃是魯迅之所以為魯迅！
有人以為魯迅多怒，好罵是一個缺點，罵他者和被罵者都不是他的敵手，實在不值得費這許多光陰，花這許多氣力去對付，所謂“割雞焉用牛刀”。殊不知這正是魯迅的偉大之處。他看準了缺點，就要憤怒，就要攻擊，甚而至於要輕蔑。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裏有這樣的話：
琪羅編輯聖？蒲孚的遺稿，名其一部為《我的毒》（Mes Poisons），我從日譯本上，看見了這樣一條：
“明言著輕蔑什麼人，並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我在這裏說，也是多餘的。”
誠然，“無毒不丈夫”，形諸筆墨，卻還不過是小毒，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我從來不曾看到魯迅有謾罵，倒是隻看見他的慎重。他的罵人是極有分寸，適如其分，連用字都非常謹嚴，仿佛戥子秤過似的。所謂“以直報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隻舉一個例，就可以概見其餘。當一九二五年初，《京報》副刊征求“青年必讀書”，有許多人大開書目，陸續發表，連我也未能免俗，他呢？隻寫了十四個大字，叫作：
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
後麵有附注（見《華蓋集》）。可見自名為青年的導師的，不見得勝任愉快，而他的謹慎工夫，則真可為青年的領導。
又有人以為魯迅多疑，這是確的，他曾經有自白，例如《關於楊君襲來事件的辯證》（《集外集》）其一雲：
現在我對於那記事後半篇中神經過敏的推斷這幾段，應該注銷。但以為那記事卻還可以存在，這是意外地發露了人對人——至少是他對我和我對他——互相猜疑的真麵目了。
又其二有雲：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楊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學生做的，真摯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覺得慘然，自己感到太易於猜疑，太易於憤怒。他已經陷入這樣的境地了，我還可以不趕緊來消除我對於他的誤解麼？
然而舊社會上，另一方麵的下劣凶殘，每每有出於他的猜疑之外的，這又從何說起呢！例如《紀念劉和珍君》（《華蓋集續編》）所雲：
……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
又有人以為魯迅長於世故，卻又有人以為他不通世故，其實都不盡然，隻是時宜不合罷了。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調集》）裏說得很明白：
……待到他們又在談著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這種使人掃興的事，那些更“‘深於世故’而避開了‘世世’不談”者決不會做，而魯迅熱情難遏，偏要“說出”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總之，魯迅是偉大的。……
許壽裳和魯迅
許壽裳許壽裳與魯迅在日本留學相識，他們有著共同的誌趣，一同生活，一同聽課，一起探討拯救頹弱中國的方法，自此開始了二人長達三十多年的深厚友誼。
許壽裳十分欣賞和敬重魯迅，從他們認識開始，他就持續給予了魯迅盡可能的幫助：比如魯迅兄弟早期在日本的文學活動或者文學作品的發表，其中都有許壽裳的幫助。回到國內後，魯迅得以任職於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正是時任該校教務長的許壽裳的舉薦。其後魯迅進入教育部，以及後期能被聘為教育部“特約撰述員”等都是許壽裳的功勞。可以說，魯迅回國後的工作，能使自己家庭生活多數日子過得相對寬裕，都與許壽裳的鼎力舉薦有關。
當然，這樣的幫助是相互的，當許壽裳被北京段祺瑞政府通緝時，時在中山大學的魯迅向學校推薦了許壽裳，讓許得以脫離險境，並有一份養家糊口的且體麵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