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管仲謝世九十四年後，孔子誕生。又五十年後，孔子任魯國中都宰。他對管仲作了中肯的表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1]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春秋時代思想家，確切出生地不詳，《史記》記載老子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裏人。從史載孔子曾向老子請教關於禮的問題來看，老子也是管仲謝世後出生的。
管仲謝世二百七十三年後，孟子生於戰國時期的鄒。
管仲謝世二百七十六年後，莊子生於宋國的蒙邑。
從這些大學問家的誕生時間看，他們的成長時期都曾經浸潤於管仲留下來的大量學說與文獻。就連我們常用的成語“一字千金”，考其來源也正是管仲時代刊布法令政策於城門下牆上廣泛征求意見的形式而來。
管仲的墓在山東淄博市齊古城之北。高大肅穆，但車馬冷落，去的人很少。距那一百八十公裏處有個寬廣偉岸的孔子墓，則香火旺盛，過五逢十還要載歌載舞舉行祭祀，屆時都是皇帝到場致辭，個個頂禮膜拜沒一點馬虎。但誰會記得孔子評價管仲的話呢？
究其所以然，我以為管仲將渾身的本事都傳給了人們，人們持其技藝就能夠生存了，還要敬他做什麼？孔子則不然：這心靈的名堂是摸不透，搞不好要惹災的，得敬著些，忽悠不得！所以，人才有“病之心焉”之說。
二
曆史始終是在螺旋式循環中發展。大約在公元前三七四年前後，齊國的命運果然如周太史的卜卦所言，在陳完（田完）後代的手上重新崛起。這位戰國時期的齊桓公田午是田齊的第三代國君，他的祖先陳完為他們留下了大量管仲的文化遺產，並經過曆代私家整理，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學說。由於田氏代齊的時間還不久，新生政權有待鞏固，而人才又十分匱乏，於是齊桓公田午繼承齊國尊賢納士的優良傳統，在齊都臨淄的稷門附近，將管仲時代講課的地方直接辟為學宮，即後人所言“稷下學宮”。後來，齊桓公田午幹脆建起了巍峨的學宮，設大夫之號，招攬天下賢士，收集流傳在外的大量的管仲治國之學，刊布管仲的精辟文獻。[2]
到了齊威王、宣王之際，隨著齊國國勢的強盛，他們越來越認識到管仲的偉大，他的大量言論與文獻理當得到最廣泛的應用，並發揚光大。大約在這個時候，管仲留下來的言論與文章以《管子》稱謂刊布於世，並在稷下學宮加以專業性的傳播。
《韓非子》說：“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家者家有之。”可見在戰國末葉，《管子》書已經傳播很廣。到了西漢時期，《管子》繼續廣泛流行，賈誼、晁錯、桑弘羊等政治家都研讀過此書。司馬遷對管仲更是倍加崇敬。
近代學者羅根澤（1900—1960）提出：《管子》“在先秦諸子，裒為巨帙，遠非他書可及。《心術》《白心》道體，老、莊之書，未能遠過；《法法》《明法》，究論法理，韓非《定法》《難勢》，未敢多讓；《牧民》《形勢》《正世》《治國》，多政治之言；用兵則有《七法》《兵法》《製分》；地理則有《地員》；《弟子職》言禮；《水地》言醫；其他諸篇，亦皆率有孤詣。各家學說，保存最多，詮發甚精，誠戰國、秦、漢學術之寶藏也”。
曆代學者大多將《管子》作為法家著作看待，這主要從全書的政治思想著眼，看到了它的哲學思想以道家為核心的緣故。其實，在戰國時期，法家鼓吹“法治”，排斥文教德行；儒家強調“德治”，重視道德教化。這兩種針鋒相對的政治思想在《管子》裏都有具體的體現。特別是它全麵而獨到的經濟思想，至今仍然有著深刻的社會指導意義。
管仲提倡“富國富民”是放在發展生產力上的！
管仲製定的相關政策時效性極強。如當時盛行的“厚葬”之風，管仲提倡嚴禁。他頒布一條法律：棺槨超過一定厚度，就必須受到戮屍的懲罰！但在物質豐富時期，他又主張以奢侈來促進消費，以刺激生產力的發展。這種經濟學、消費學觀念就是在今天也不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