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實文學方麵，龔古爾兄弟已經做了先導，他們寫過幾篇曆史性的專論和文藝評論，描繪勞工階級的形象和社會價值情勢，頗為感人。龔古爾兄弟在1865年出版的一部名叫《熱曼妮·拉瑟頓》的小說，描述一位女傭熱曼妮生活的痛苦。為了描述逼真，龔古爾兄弟也像福樓拜一樣，真實地刻畫了書中角色的形象。他們常帶著筆記本，親自到低級舞廳、監獄、醫院去探訪。他們還費時費力地研究熱曼妮的性格，又從許多病例中探討酒鬼的生活情形。
左拉的許多作品也是根據史實來寫的，而他1871年所寫的係列小說《盧貢—馬卡爾家族》則是借醫藥書刊的幫助而完成的。左拉效仿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要反映這整個曆史時代。這部巨著以女主人公阿·福格為中心，從她兩次結婚所生的後代來證明遺傳和環境對人的影響。它的題材非常廣泛，涉及法蘭西第二帝國和第三共和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麵，出場人物有1200多個。雖然自然主義的理論影響了這部作品的社會意義，但作者還是成功地描寫了19世紀後期法國社會的生活畫麵。
左拉在寫作《盧貢—馬卡爾家族》係列小說之前，已分別寫過兩部這種近似科學手法的小說，如1867年的《黛萊絲·拉甘》和1868年的《瑪德蘭·費拉》。左拉在小說的情節構思和人物塑造上都突出了生理因素和遺傳因素，在探討人物悲劇的成因時，不強調社會因素，僅強調生理因素起決定性的作用。在這兩部小說的前言中，左拉聲稱，他對書中角色的描寫，像外科醫生對待病人一樣，予以公平精確的描述，不考慮什麼道德和迷信。
由於工業革命的來臨、鐵路的發達，以及他對科學理論與實驗的濃厚興趣，左拉決心要把科學帶進文學領域裏去。他繼續以“科學”作為他的工具和武器，寫出前所未見的下層生活麵貌來震撼那些愚昧而勢利的中產階級。這便是所謂的“自然主義派”的重要由來。那個年代的青年作家，包括莫泊桑在內，都對“自然主義派”心悅誠服。
莫泊桑在看完《穆雷教士的過錯》後，高興得不得了，馬上回了封信給左拉：
您的大作我剛拜讀完畢，這的確是一本優美而且引人入勝的好書，很少有書能給我這麼深刻的印象，難怪原先批判您的那些報紙，現在也轉而對您敬仰佩服了。我把整本書看完之後，愛不釋手，然後再次品嚐其中妙處……
盡管莫泊桑對他那部《穆雷教士的過錯》讚揚有加，左拉卻並未因它而功成名就。真正使他蜚聲巴黎的作品是一部專門以勞工階級為背景的《小酒店》。這本書起初是在報紙上連載的，在連載時便有人指責，左拉把勞工階級描述得大低級、太刻薄了，左拉隻好將故事轉往更自由、更開放的《國家》雜誌上登載，不料同樣遭到禁載的命運，最後再轉到他朋友孟代斯的《文學共和國》雜誌上刊載，直到整個故事完成。最後整部書出版時，報紙的編輯怕引起讀者的反對，還為這部小說的出版作了一個說明。
事實上，每一家報紙和每一位名評論家，都對這部作品展開了口誅筆伐。故事敘述的是，洗衣女工綺爾維絲原來是個積極進取的青年，結婚後開了家洗衣店，婚後生活的逐步改善使她和她丈夫古波慢慢墮落——她開始講究排場，好吃懶做，而她丈夫則開始酗酒，這使他們一步步滑向深淵。先是洗衣店倒閉，後是綺爾維絲受盡羞辱，窮苦潦倒而死。小說中綺爾維絲與其他的洗衣婦在洗衣房打架的情景，以及對工人階級的粗鄙話語的描述，對習慣了雨果傳奇故事，以及喬治·桑田園風情詩的讀者來說，當然是難以接受的。
於是一群愛好浪漫主義文學的評論家，與一群以科學精神寫作的自然主義派之間終於爆發了一場論戰。在左拉與報紙和評論家辯論的時候，他的這本書銷量劇增，在1877年一年中，他這本書已經印刷了38次。
與此同時，左拉的另一部名著《娜娜》於1880年3月出版，書中描述了綺爾維絲的女兒娜娜的命運。這本書的銷量甚至超過了《小酒店》。由於書的熱銷，左拉也成了有錢人。1878年，他不僅在巴黎波洛街買了公寓，還在郊區梅塘購置了別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