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你以為他去了台灣？
韓：我記得看過一篇文章，說解放前夕，中央研究院往台灣撤退時，就史語所和另外一個什麼所，全部人員和資料都遷過去了。
張：郭寶鈞肯定沒走。一九六三年來過山西，我們也算老相識了。我這兒有本書，也說郭去了台灣。是高增德送我的，就在那個櫃子裏，你取出來看看。
我俯下身子，在旁邊書櫃下層逐一看去，取出一本什麼人的集子，說不是，又取出一本，說是。名為《思想操練》，是丁冬、謝泳、高增德、趙誠、智效民五人的“人文對話錄”，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一月出版。遞給張先生，很快翻到第八頁，上麵有他的批注。我湊過去。
張：你看這兒，我寫的——此處所言“郭寶鈞到了台灣，在學術上很有成就”。據我國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國人名大詞典》第一七七六頁著錄郭寶鈞條載，郭氏生年為一八九三，卒年為一九七一，未見有去台灣的記載。郭先生也算得上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去台灣我竟無聞，真是孤陋寡聞，莫此為甚！
韓：這幾個人都是我的朋友，這話也不是老高說的，他們這種對話，天南海北，隨興而談，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我們還是說郭寶鈞吧。你們談話時互相怎麼稱呼？
張：我叫他郭先生，他叫我張主任，我一直是文管會副主任兼考古所所長。官都是揀大的叫，還要省了那個副字往上靠，單位的人都這麼叫，給他介紹時也這麼介紹了。個頭？比我高，比我排場。河南南陽人，南陽是個出人才的地方，董作賓，就是四堂之一的彥堂，也是南陽人。就是他把郭寶鈞引進考古界的。他是哪年來山西的？一九六三年還是六四年，就說是一九六三年吧，也七十歲了。住在迎澤賓館東樓，那時還沒有西樓。我去賓館拜訪過，還領上郭先生到文廟看過青銅器。博物館在文廟裏頭。
沒有見麵，我對他就有所了解。郭先生是中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員，名氣大，知道的人多。早先曾說過，這輩子要挖一千個墓，將來去世了，給他墳前立個碑，別的都不寫，寫上“千墓老人郭寶鈞之墓”就心滿意足了。實際沒挖那麼多，一是解放後挖掘古墓有了新規定，再就是他身體不好，有糖尿病，不能多往下麵跑，總共挖了三百個左右。要按解放前他在史語所考古組的挖法，活了那麼大，一輩子下來是能挖一千個墓的。談話中能感到，這個人很自信，有股子豪氣，也聰明。這樣的性格，用到做學問上，就愛下判斷，有時是對的，有時就難說了。
韓：郭寶鈞是跟梁思永一起進的史語所，後來還主持過幾次殷墟發掘，起初在史語所不甚得誌，史語所裏留洋的人多，相互之間問話免不了夾雜著英語，有次傅斯年跟他說話，無意間用了英語，他就受不了了，以為傅斯年欺他英語不行。好像他有個論斷挺有名的，說是古代大型墓葬裏，陪葬的馬車，不是整個馬車埋在一起，而是將輪子拆下靠在墓壁上。有的學者不相信，後來墓挖得多了，證明郭先生早先的論斷是對的。
張：確實是這樣的。還有一事，發掘青台史前遺址的房子，有火燒的痕跡，他說是用泥土木骨做起後，放一把火燒烤，使之堅實。據說夏鼐先生也不相信，說可能是自然火燒的。事過幾十年後，大量挖掘證明，他老先生是對的。不過，也有些事上，判斷就錯了。他曾寫文章說過，古墓葬裏，凡發現帶鉤的，都是趙武靈王以後的墓，意思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帶鉤才傳到中原。這種說法，後來證明是錯的，許多更早的墓葬裏出土了帶鉤。
韓：好像在什麼酒器上，他的判斷也是錯的。
張：爵，一種古代的酒器。邊上有兩根小柱柱，也是銅的，郭先生說古人喝酒時往上傾，兩個小柱正好抵住鼻梁上部兩邊，就這樣（兩手拇指翹起夾住鼻梁），讓人不會喝得太猛。斝也是酒器，上麵也有兩根小柱柱，斝的口麵有這麼大（用手比作小盆大小），也是抵住鼻梁嗎？說不通嘛。人都說他想象力豐富。
韓：想象力豐富是好事。郭沫若、聞一多、陳夢家這些人，後來搞了古文字研究，聞一多搞古典詩詞研究，也跟古文字研究有相似之處，所以能有那麼大的成績，恐怕與他們當初是詩人，想象力豐富有關。有聯想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