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對這個地方勘探的時候，還不叫東周遺址，隻能說是個人類早期活動的遺址。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間，文化部組織了個調查團，對這一帶作進一步的詳細調查。當時對遺址範圍，估計大約三十多平方公裏。文化部顧鐵符同誌，根據《曲沃縣誌》上的線索，提出這裏可能是晉國古都“新田”所在地。同年八月份，文化部文物局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又在這裏作了鑒定性調查。當時對這一遺址的性質和時代，以及是否“新田”的問題，意見不一致。有的認為，這一遺址可能與晉國晚期都城“新田”有關；有的根據史料，認為“新田”應在曲沃城西南二裏的古城一帶，說新田在侯馬鎮一帶是缺乏科學根據的。但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都認為這裏是一處極為重要的東周文化遺址。經過幾年的工作，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才大致趨向於可能是晉國新田的看法。
韓：前兩年，我去侯馬開過一個學術會議，叫新田文化研討會，看過一些材料，有一則史料讓我很感興趣。就是，過去上千年，多少著述都說新田在曲沃縣，連長於考證的顧炎武，在《日知錄》裏也說，“景公遷新田在今曲沃縣”。此後的學者，對此均無異議。一直到了乾隆年間，曲沃有個知縣叫張坊，經過詳細的考察和考證，力排眾議，說新田就在當時的“侯馬驛”一帶。等於明確指出，就是現在的侯馬市。我感興趣的不是他的學問，他的見識，而是一個縣長，處理公務之餘，能帶著隨從，或騎馬或坐轎，整天價在縣內山水間奔走考察，可見政務並不繁忙，也可見地麵平靜。隻有這樣的太平官，才有餘暇做這樣的風雅事，白天徜徉山水，晚上翻檢書冊。現在怕難找見這樣的縣長了。
張：這個人是了不起。在這一點上，連司馬光也不如他，司馬光是夏縣人，即便多年遊宦，對家鄉曆史地理，文獻典籍，也應當是熟爛於心的。可他的《遊故絳》詩裏，仍將曲沃當作晉故都之地，說“欲訪虒祁宮，鄉人亦不知”，這話自然是據《國語》“景公遷新田，平公建虒祁宮”來的，他把曲沃（故絳）當作了新田所在之地，當然找不到“虒祁宮”了。若他去了侯馬，至少鄉人會告訴他這兒有個虒祁村。至於你說那時的縣長多麼悠閑，多麼有學問，則是另一回事。那時外放知縣的，多是進士出身，至少也是仕宦多年的舉人，早年飽讀詩書，來到這麼個文物昌盛之地，公務之餘，考察考證，應是情理中事。不這樣，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反倒奇怪了。
韓：什麼時候開始大規模勘探的，是你當了考古所長之後嗎？
張：不是，在我當考古所長之前，就開始大規模勘探了。最重要的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八月那次，那時山西還沒有考古所。
過去，考古工作者是不允許在任何遺址中進行鑽探的，唯恐經過鑽探破壞了文化層，影響了對時代的準確判斷。但在侯馬，由於基建任務迫切，遺址麵積特別大，技術力量不夠，為了盡快地掌握地下堆積情況，了解遺址的性質和範圍，破例地對遺址使用了鑽探方法。在鑽探過程中，每個鑽孔都灌入了白灰，這樣就可以避免上述缺陷的發生。經過這次鑽探，證明在一定的情況和條件下，對遺址使用鑽探的方法是可行的。這樣做，對全麵了解地下情況，重點選擇發掘地點，探索古城及遺址的範圍、布局等，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五六年這次大範圍勘探，共鑽探了約五六十萬平方米，探出遺址七十餘處，古墓葬一百餘座。當年冬季，在北京曆史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的支持下，發掘了二百五十平方米，清理了三處居住遺址，東周時代的十座墓葬，最重要的是，發掘了一處東周時代的燒陶窖址。為了工作的需要，就在這一年，在侯馬設立了文物工作站。此後每年都有新的發掘，新的收獲。
韓：好像那一次大規模發掘，你還是侯馬考古工作隊的隊長。是一九六五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