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裏入了黨，當然杜任之是知道的，說不定就是他給上頭彙報，才發展我入黨。我不說，他也不說，隻是我去他家裏，他做什麼不再回避我了。老王叫我還是跟他聯係，莫非就是保持這種狀態？
好幾次，我在他家裏見到一個醫生，他們都叫他李大夫，後來才知道叫崔月犁，是城工部的人，搞組織的。是不是從犁上起了個化名，姓了李，弄不清。
韓：《紀念杜任之文集》裏，收有崔月犁寫的文章，他當時的化名叫李獻農，是城工部下麵的學生工作委員會的秘書長，分管上層統戰工作。
張：當時城工部的部長是劉仁，解放後當過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彭真下來就是他。崔月犁也很了不起，解放後當過彭真的秘書，北京市委的統戰部長，後來當了國家的衛生部長。他們來了，我就去後麵的書房裏看書。
北平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和平解放。慶祝過解放的第四天，文法學院的黨員就公開了。一公開，什麼全明白了。原來文法學院裏早就有黨的組織，職員中有三個，衛左臣、胡讓、校紀英，全是陝西人。公開後連上我，編成一個新的黨小組，組長是衛左臣。
全國解放後，像文法學院這樣的私立大學不能存在了，並入華北大學，再後來華北大學又歸了中國人民大學。現在說起這個學院，好多人都不知道了。
華北大學是共產黨在晉察冀邊區辦的一所大學，原來隻是培訓幹部，解放後遷到北京，才正式招生。校部設在鐵獅子胡同，一九二六年“三·一八”事件時這裏是段祺瑞的執政府所在地。校長吳玉章，副校長兼研究部主任，是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學校的教員幹部，大都是解放區過來的，穿的都是中山裝，就我一個穿的是長棉袍。學校仍是軍事編製，分部，部下來是區隊，再下來是隊，一看就是培訓幹部的架勢。當時大家心勁很高，覺得這才是革命的學校。在文法學院，我是文書主任，華北大學是革命大學，沒有文書主任這個職務，我是黨員，就安排我當了第一部十區隊一〇二隊的隊長，相當於班主任。
大概是這個地方放不下這麼多人，招生後不多久，十區隊搬出北京，遷到天津郊區的東局子，全是排房，早先是法國兵營。主要課程是政治經濟學。上大課，就在露天地裏，坐的是馬紮子，課後分小組討論。在天津郊區待了不長時間，又遷到河北正定縣城。正定在石家莊北邊，城跟前有個寺院叫大佛寺，很有名。我在正定城裏待了半年，沒有上過一次街，可去過大佛寺。遷出來仍叫華北大學。
在華北大學，我們過的基本上是部隊的生活，有人吃大灶，有人吃小灶，還有人吃中灶。級別不一樣，吃的也不一樣。要說等級，那個時候就有了，不比現在差。我們一〇二隊，跟十區隊不在一起。記得十區隊好像在新樂縣那邊。我們要彙報個什麼，走很遠，我隻去過一次，具體地址記不太清了。十區隊的隊長叫王大剛，吃中灶的，後來聽說自殺了。什麼問題不知道。
一九五〇年夏天，一〇二隊的學員畢業了。一時沒有事做，我覺得自己在華北大學沒什麼意思，也沒人刁難，是自個覺得心裏不舒暢。於是便給杜任之寫了封信，說想回山西工作。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杜任之就脫離文法學院，回到山西，先是擔任省人民政府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後來當過商業廳長。我給他寫信的時候，還是財經委員會的秘書長。接到我的信，杜很當回事，他也不願意我一個人孤孤地留在河北。當時陶魯笳是省委宣傳部長，他跟趙宗複一起去找陶，說有這麼個人叫張頷，想回來。這兩個人舉薦，陶一口答應，問了我的情況，說有兩個地方讓我挑，一個是中蘇友好協會，一個是省文聯，都是與文化有關的單位。這樣我就回了山西。
在太原見過杜任之，還沒有確定去哪兒，有次在省政府遇見王世英，他是副省長，那時叫副主席，又是省委常委兼統戰部的部長。一見麵就說，聽說你回來了，正要找你，哪兒都別去，來省委統戰部吧。在晉西時我們就認識，那時他是八路軍駐二戰區的辦事處處長。我一直把他當作老領導。還有什麼好說的呢，隻有聽他的了。我跟杜任之一說，杜也說還是去統戰部好，有王世英招呼著，總比去個生地方沒人招呼強。原來，杜在二戰區政治實施研究院當院長時，地下工作的領導人就是王世英，我跟杜任之又是那樣一層關係，王世英早就把我當作黨的外圍工作人員了。
這樣，我就留在山西省委了。
省委一九五〇年春天才成立，隻有三個部，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辦公還不在省政府裏頭。統戰部在國師街上，一個大院子，過去是閻錫山騎兵司令趙承綬的公館。我去的時候，除了部長，一共隻有八九個人，兩個科室。一個聯絡科，科長焦琦，一個資料科，科長王受之。秘書白桂林，三個幹事，一個是我，另外兩個是女的。還有一個管事務的，一個會計，一個大師傅，就是做飯的。後來經過調整，省政府大院裏騰下房子，我們就搬回去了，就是府東街上閻錫山的督軍府。那時省委與省政府在一起辦公。時間當在一九五〇年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