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更邪乎的。閻公館畢竟不能完全解決上課、住宿等問題，遷校委員會麵臨的當務之急是，尋找適當校舍，爭取暑假後按時開學。杜任之當時是法學院院長，正生病，不顧身體羸弱，領著幾個學生代表，四處交涉。跑了半個月，哪兒也不接收這些逃難的學生。沒法兒，還是杜任之給出的主意，說是既然有閻錫山的親筆信，就該去找傅作義。傅是守城司令，是北平的最高長官，山西人找他，總會給個說法的。果然是這樣，傅作義跟學生代表說：凡北平市內，無人占用的房院，隻要屬於公家的，即可暫時借住。同時通知北平市社會局具體操辦。有了傅作義的尚方寶劍，學生們的想法也夠毒的，一看，哪兒也放不下幾百人上課住宿，就還數中南海最合適。其時中南海自日軍侵占以來從未開放，剛剛辟為新任副總統李宗仁的行轅，群眾既不能遊覽，副總統還沒有住進，正是“無人占用的房院”。
八月十一日一早，杜任之和北平市社會局長一起進中南海查看，遷委會覺得事不宜遲，次日一大早便向市府上函要求借住中南海。上午十時許，全體學生分乘六輛大卡車，直奔中南海新華門。守門的警衛隊長，還有中南海管理事務所長，以未接到命令為由，不準學生進入。學生代表說，這麼熱的天，學生在太陽下暴曬，出了事兒你們可負不起責，警衛隊長和事務所長這才說可以進來休息。學生代表一揮手，六輛卡車魚貫而入，進入新華門，直奔原定地點——瀛台。一時三刻，瀛台一帶涵元殿、翔鸞閣、春明樓等處，住滿了男生，女生則安排在勤政殿及附近的房舍。誰能想到，一個月前還在太原“要飯吃”的三百多學生，沒有四百多了，有些到北京後投親靠友去了，突然間住進了昔日皇室起居的宮殿。此前隻能掛在太原侯家巷的校牌，竟掛在了瀛台翔鸞閣的楹柱上。
當然，這些地方是不能長久駐紮的。好處是，住進了這樣的地方，要換個地方也差不了。過後在教育部督責下，遷到張家口的一座王府裏。天氣冷了，難耐嚴寒，又遷回北平東華門的梨園辦公大樓等處。直到北平和平解放，才返回太原。沒想到吧，山西大學的學生，還做過這樣驚天動地的事情！
韓：真是不可思議。
張：這樣的事，不是發生了，編是編不出來的，編了也沒人信。
我去了北平，見到杜先生時，他剛剛辭去山西大學法學院院長，去了一家叫華北文法學院的大學，當了法學係的主任。這是一所私立大學，在北平還有些名氣。杜先生不在山大了，就推薦我去文法學院校部做了文書主任。院長叫王捷三，老牌留英學生，搞教育多年，辦學校很有一手。他是陝西人，手下的幹部多是陝西人，招的學生也多是陝西人。學院在大蔣坊胡同，這一帶地方大，王府多，文法學院占的就是一座王府。有人說這所學院跟李宗仁有關係，究竟有沒有，我看不出來。
我去的時候，正趕上新生開學。那個時期，哪所學校裏，都有進步學生，也會有落後學生、反動學生。我去了沒多久，就跟進步學生有了聯係，跟其中幾個很要好。一個進步學生告訴我，說這次入學，有些三青團的打手，拿了三青團一筆錢，要開迎新會，給三青團拉攏學生。他還知道究竟拿了多少錢。我說，咱們揭發吧，他說行呀。我倆就悄悄地弄了個壁報，叫《前路》。晚上沒人時貼出來，整個壁報就這一個消息，對這夥人連諷刺帶挖苦，夠他們受的。
第二天學院裏亂了營。進步學生自然歡迎，喜氣洋洋，反動學生的迎新會開不成了，垂頭喪氣，再開也沒人敢去。貼出沒多一會兒，就叫校部派人撕了，撕是撕了，影響已然造成。
《前路》壁報的事，市裏的《華北日報》給登了，說是文法學院發現奸黨活動，現正在嚴密偵察中。有次去杜任之家，他就住在離大蔣坊胡同不遠的另一條胡同，問我壁報的事，我說是我幹的。他說這是個嚴重的事，意思是我太不知輕重了。後來我入了黨，當時還沒解放，是按地下黨的方式入的，北京城工部指定的聯係人是老王，也說這件事對黨不好，呈一時之快，容易暴露組織，引起敵人對文法學院的注意。當然入黨時不隻是說了這個事，還說了一個黨員應該注意什麼，並很莊嚴地對我說，以後見了他的麵，不可打招呼，讓我以後還是跟杜任之聯係。
我入黨是一九四八年底。老王解放後成了北京市內某區的區委書記，很快就上調，成了全國總工會的辦公室主任。“文革”前我們機關有人說我是假黨員，我說人都在，可以調查嘛。機關派人去查了，城工部的底簿上有我的名字。老王的真名叫魏焉。入黨以前，杜任之就介紹我加入了民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