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你既然這麼說過，可見已到了第二年的初春，也就是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間了。
張：你這個判斷有道理。還說去延安的事。好在抗戰期間，剃光頭的人很多，誰也不會往別處想。一連等了三天，還是不見河西的馱子過來，到第四天頭上，蘇老板有些抱歉地對我說，河西的人一下子來不了，你還是先回南村等著。我想，也好，這樣一連幾天在商店裏耗著，也不是個辦法，於是便將手稿等物件一並帶上，回了南村。
克難坡挺大的，還沒出村，不遲不早，正好遇上杜任之。原來他從南邊督戰回來了。他夫人在克難坡做事，家在這邊。杜見我剃了光頭，又拿著個布包袱，問來這邊做什麼。事已至此，也就實話實說了，杜聽了一笑，說：“我就知道你不幹好事！”回到南村，見我悶悶不樂，又開導我：“魯藝是好，可是，延安有你不多，沒你不少，在這裏一個人頂一個人用。”他不知道，我心裏想的是，到延安進魯藝學習，不是頂用不頂用。他又說，要堅持，將來我送你……沒說完又拐了彎兒，說，放心吧，跟上我會有前途的。
我說，我的頭發都剃了，意思還是想去，希望他放我走。他說，頭發剃了可以長出來嘛。
過了些日子，看出我真的想去延安，就說，他有個朋友跟延安那邊有關係，常帶人去延安，可以寫信問問。不知他給誰寫了信，過了一段時間，那邊回了信，說眼下風聲緊，沿路盤查嚴，去不成。杜叫我別著急，耐心等待，總有機會的。沒事了，明裏暗裏，說的還是那句話，跟上他會有前途的。
我在南村，先跟張獻廷住一起，後來又搬到一個老鄉院裏，也是窯洞。隔壁的窯洞，住的是兩個民族革命宣傳隊的隊員，一個叫王宏遠，一個叫薛鳳圖，都是進步青年，平日跟我關係還不錯。有一天快中午了，我從外麵回來，王宏遠和薛鳳圖過來跟我說，上午我走後，憲兵偵緝隊的一個姓史的，去我的房裏翻查過。我回到房裏一看，果然有翻查的痕跡。這可是個大事，得告訴杜任之，偏偏這天杜去克難坡開會去了。匆匆吃過午飯，去了克難坡，找見杜任之，說了這個情況。杜也很重視，晚上回來，跟我商議對策，說一時還不會有什麼危險，隻是該注意了，讓我把手邊的進步書籍全燒了，別留下什麼把柄。
過後杜任之勸導我，追求進步，不一定非去延安不可，在哪兒都有進步工作可做，眼下去不成延安了，安心在這兒待著。要看書，去他的辦公室看，偵緝隊的人不敢去他辦公室翻查。見我安下心來，他又讓張獻廷給他的朋友寫信，說我病好了，托辦的事不辦了，意思是我不去延安了。
經過這個風險，我也變得乖巧了，不是知根知底的人，盡量減少交往。王宏遠和薛鳳圖，過後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王宏遠後來去了解放區，太原解放後，隨著解放區的幹部隊伍回到太原，改名為王學化，會彈月琴，在文化藝術學校工作，可能還健在。
那段時間，我還真看了不少社會科學方麵的書。有些書，先前在鄉寧十五分校時讀過，但印象不深，經過這一段跟杜任之交往，再讀，理解就不一樣了。像杜任之這樣有學識有思想的人，相處久了，是有潛移默化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