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說默克爾的父親卡斯納移居的決定“驚人”，是因為民主德國在向蘇聯學習的過程中，也把宗教看成是一種“精神鴉片”，宗教雖然沒有被絕對禁止，但肯定是不受歡迎的，身在民主德國的牧師非但自身不會獲得很高的地位，連自己的家庭也會因為牧師身份而被牽累。
默克爾的母親在聯邦德國的時候是一位語言老師，主要教授英語和拉丁文。移居民主德國後，她數次向教育當局申請到學校工作，但公立學校不允許牧師的妻子授課，就算是一些非公立的學校，在得知赫爾林德·卡斯納是牧師妻子的時候，也避之唯恐不及，當地的縣督學克勞斯·弗萊明也對默克爾母親從教的要求明確拒絕。
眼看工作無望，默克爾的母親幹脆當起了全職家庭主婦，同時擔負起了對孩子的全部教育責任。母親把默克爾叫作安格拉，開始教默克爾基礎教育的內容。幾年後，默克爾多了一個妹妹和弟弟，她們家在母親的經營下成了一個微型幼兒園。
曾經做過教師的母親深諳教育之道，對默克爾和弟弟妹妹的教育順應了孩子們的天性，所以默克爾和弟弟妹妹的成長有了一個有利條件，默克爾漸漸發展了過人的語言天賦。在默克爾剛滿3歲的時候，她被送到依然住在漢堡的外婆家待了兩個多月，練就了一口地道的漢堡口音，甚至用這樣的腔調毫無障礙地和家人交流。
到了上學年齡後，默克爾隨即進入當地的學校學習，她勤奮認真的個性很快為她贏得了學習上的好成績。語言方麵的學習自然不在話下，數學等對邏輯要求較高的課程也是她的長項。她唯一的缺點是體育課表現實在不怎麼樣，身體協調性也比同齡孩子差了很多，以至於直到12歲的時候她才能順利地走上或走下台階。後來她回憶起自己在運動方麵的缺憾，常直言自己就是個運動上的“小笨蛋”。但總的來說，默克爾在學校的表現是很優秀的。
生活在民主德國，即便是默克爾這樣的小孩子也不能因為年齡小而被允許接觸過多資本主義的東西，包括食品、服飾在內。大多數學生都被要求穿上符合民主德國風格的服飾，不然會被學校和同學視為不受歡迎的異類。默克爾的外婆居住在聯邦德國的漢堡，對遠在勃蘭登堡州的外孫女很疼愛，總是隔三差五郵寄一些特有零食到凱威查，默克爾最喜歡的莫過於外婆寄過來的牛仔褲等衣物了。她總是穿著外婆寄來的牛仔褲，頭上戴著在民主德國少見的太陽帽，這讓她在同學中顯得很另類，但默克爾的同學並不討厭她，默克爾得以比較自在地享受著“資本主義服飾”。
雖然年紀還小，但默克爾已經敏銳地感受到了父親所從事職業對家庭的影響，不過這一切都不足以削減她對父親的愛。每天她都會估計父親回家的時間，然後跑出家門去迎接父親，但她又不敢跑得太遠，因為她對自己不熟悉的環境有一種天然的恐懼。然而隻要迎接到父親，跟父親回家一起吃晚飯，她馬上就把迎接父親途中的擔心拋諸腦後。
父親的工作性質還給默克爾提供了一些一般的孩子得不到的生活經曆——跟殘疾孩子朝夕相處。凱威查當地有一個專門收容殘障孩子的學校，作為當地的牧師，默克爾的父親卡斯納承擔起了經營這家學校的任務。在卡斯納的運作下，這些殘障孩子在農業、園藝、打鐵、製鞋等方麵各有所長，同時經常到卡斯納家幫忙做一些家務。當其他人對接觸這些殘疾人懷有心理障礙時，默克爾跟他們進行著正常的交往。在跟這些殘疾人交往中默克爾認識到，一個人的尊嚴跟身體的健康並無必然關係，健康與否並不能成為一個人是否應該正常生活的標尺。
當後來回憶起童年成長經曆的時候，默克爾總結這段時光是幸福的。在弟弟妹妹出生後，她扮演了傳統意義上大姐的角色，幫父母分擔了照顧弟弟妹妹的部分責任。父母對她和弟弟妹妹要求很嚴，在孩子們做錯事的時候，父母也會采取扣除零花錢等方式加以懲罰，有時也會直接巴掌伺候，但這樣的情況少之又少。
睿智但固執的父親
默克爾的父親在關鍵時刻選擇了民主德國。如非擁有堅定的信念，是不可能在如此艱難的時刻做出這樣的選擇的。而霍斯特·卡斯納正是這樣一個擁有如此強大力量的人。
從卡斯納到現在為止的人生軌跡看，對他的政治看法做出評價顯得不太科學，隻能說，這是個“特別”的人。
卡斯納活躍的時期，正是兩徳麵臨著分裂的巨大威脅時。1958年，隨著局勢的惡化，東部德國麵臨著必將置於馬克思主義政黨統治之下的情形。但是彼時的柏林—勃蘭登堡州大主教完全不承認民主德國政府，並因此被禁止入境。於是，白湖工作小組成立了，主要成員都是反對該主教的人，卡斯納正是其中的一員。1961年，柏林牆修建，兩徳的分裂越來越明顯，德國基督教內部的裂痕也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