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出生的時代，周朝的文獻資料很豐富。他曾說：“周代文化繼承夏、殷兩代，所以更為完備而燦爛。這也是我推崇周公的原因之一。”
在孔子看來，周公是周代文化的奠基人，他一直想效仿周公，並一直認為曆史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孔子的心裏一直有一套政治及文化建設的藍圖。他曾說過：“如果齊國能夠好好地變革，就可達到魯國的程度；魯國如果再好好地變革的話，就可達到近乎理想的王道境界了。”
孔子認為齊國是太公之後，自齊桓公稱霸以來，政治上日漸急功近利，喜歡用精巧詭詐的方法來治理內政外交；魯國是周公之後，雖然國力逐漸衰弱，但是重禮教、崇信義的優良傳統作風仍勝過其他各國。不單是齊、魯兩國大有可為，就算是其他國家，不論大小，哪怕小至百裏之地，仍然有望，問題隻是肯為與不肯為而已。這就是孔子耗費了14年的光陰，風塵仆仆奔走於各國，希望自己的理想能實現的主要原因。
結果曲高和寡，孔子的治國理想到處不能見容，於是隻好回到故鄉來教育弟子，著書立言。
孔子生活的時代，周室衰微，聖賢之道幾乎已經被世人忘記，天下一片混亂。家臣弑主、大夫篡君、權臣專橫、武將跋扈，這些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不足為怪。至於一般的老百姓，賦稅已經很重了，還得常常為貴族服勞役，或者被征調到各地參與戰爭，萬一遇到水、旱天災，更是求告無門，苦不堪言。
一向具有悲憫胸懷的孔子，以天下為己任，他希望改革政治，上位者清廉自持，愛護人民，善待百姓；一般人民知廉恥、重信義，守法安分，共享安康。這是孔子周遊列國的另一個原因。
他的政治理想最後終究不能實現，於是倦遊歸魯。此時的魯國內部，依然混亂如麻，君主懦弱、權臣囂張。孔子痛心之餘，開始著手編寫《春秋》。
《春秋》一書是魯國的史記，上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這是一部記錄12位君主，共計242年曆史的編年體史書。其中用於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
《春秋》是我國保存下來的最早的一部史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編年史。有關曆史事件、天文景象（日食、月食等）發生的年、月、日都有明確的記載。它最大的特點是，沒有濃厚的神話色彩，這在2000年以前，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孔子把他的一套“王道”理想，寄托於這本著作中。例如，吳、楚兩國尚屬蠻夷之邦，卻自稱為“王”，在《春秋》裏，孔子把它們貶稱為“子”。又如晉國曾叫周天子去朝拜晉君，這是僭亂行為，如果照寫，不僅損害了周天子的尊嚴，更是告訴後人，這是一個沒有是非公道可言的時代。強權如果至高無上，能操縱一切，那麼，掌權者就會任意妄為，天下也將永無安寧之日了。
在政治上或社會裏，應該有一套合理的規則可行，這種規則是基於人性和道德予以製訂的，絕不能由強權自行決定。周天子雖無實權，但名分上畢竟是天子。這種名分大義，不容不遵守。
基於孔子的以上觀點，《春秋》不全是客觀的事實記錄，而是有他一套主觀的立場。凡是值得鼓勵的，竭力予以宣揚；至於亂臣賊子，則予以筆伐。
當年孔子出仕為官時，在文辭方麵，多半與別人商量後才下筆，並不獨斷專行、堅持己見。唯獨寫《春秋》時完全依照自己的思想，該寫的就寫，該刪的就刪，可說是千錘百煉，一字不苟，可見孔子對這部著作的重視。
他曾經對弟子們說：“後世的人們，可能因這部書而知道我孔丘這樣一個人，也可能因這部書而責罵我。這些都留給後世去印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