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答道：“很簡單。用人的時候，必須要有所選擇，選用品行優良、能力出眾的官吏，政治必然會走上正軌。”這句話聽起來雖然簡單，但卻語意深長。
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子問政。
孔子說：“選用正直的人，摒棄邪惡的人，百姓自然會服從。身居高位的人如果都是正直之士的話，那麼，黎民百姓受到感化，也就會變得正直了。”
季康子把竊盜案件日益增多這件事，拿來請教孔子。
孔子說：“想要遏製盜竊之風，最首要的途徑就是教導百姓無欲、戒貪。隻要自己不貪得無厭，即使你獎賞他去竊盜，他也不會幹的。”
季康子想用重刑來促進社會風氣的改變，孔子不客氣地說：“身居高位的人如果決心為善為正，做一個好榜樣，人民自然就能安居樂業，風氣淳樸，社會也自然就安定了。身居高位的人就像是風，百姓就像是草，風吹到草上，草肯定會順勢彎倒下去，你不能直接把草鏟除了。隻要身居高位的人好德樂善，老百姓還會做壞事嗎？”
孔子對魯哀公和季康子的很多問題都直言諍諫，毫不掩飾。他看到哀公不能選賢任能，不能遠離佞臣，所以勸他要慎重擇人。至於季康子，孔子早就知道他處事不公，自己又貪得無厭，不能為民表率，所以毫不客氣地當麵指責他的錯誤。
季康子每次去見孔子，聽到的雖然全是忠言，但到底十分地逆耳。季康子心裏很生氣，又不能發作。慢慢地，他除非萬不得已，很少去親近孔子。孔子已不再熱衷於仕途，也就淡然置之。
季康子生性極為貪婪，經常恣意剝削人民，廣積不義之財。但他又極其奢靡浪費，揮霍無度，所以常常入不敷出。他想以解決國家財政困難為借口，增加田賦，中飽私囊，可是這麼做勢必會引起百姓的不滿，也會給自己招來罵名。於是季康子想去請教孔子，當然是編一個增加賦稅的借口欺騙孔子。如果孔子認為應該增加田賦，那麼，他就不必背上什麼惡名，一切責任就都可以轉嫁到孔子的身上了。
季康子心裏這樣盤算，卻又不敢親自去見孔子，最後他想到讓冉有出麵。冉有是孔門弟子，與孔子有師生之誼，又是自己的家臣，總比別人放心一些，由他出麵去請孔子發表意見，最為妥善。於是，季康子編了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讓冉有據此去試探孔子的反應。
冉有把那些理由一說完，孔子便看出了季康子的用心。他想起自己初次擔任委吏時的種種，他深知老百姓一年到頭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辛勞，不遇荒年還好，萬一遇到荒年，真是苦不堪言。靠天吃飯的人民，已經夠值得同情了，怎麼能再增加他們的負擔？何況又不是國家真的需要這樣，而是為了填補私人的欲壑。所以，孔子壓根兒就不讚成。
冉有往返跑了三趟，孔子總是一語不發。這種無言的抗議，應該讓季康子死了這條心才對，但他仍舊再三再四地打發冉有去試探。
最後，孔子覺得不耐煩，他對冉有說：“你是我的弟子，你明知季康子這是假公濟私，怎麼還幫著他？”
冉有在老師麵前不敢說假話，隻好坦承說：“弟子在季氏手下做事，他命令我這麼做，我隻能從命。”
孔子說：“賦稅是為國家需要而征收的，豈是權臣公卿實現自己私欲的途徑。何況周公製定的稅則，何其公平，有什麼理由再增加呢？”
這件事之後，冉有和孔子的師生之誼受到了破壞，孔子曾痛心地說：“他沒有資格做我的弟子。”
有一次，季康子準備攻打顓臾，這是魯國一個很小的附庸國，位於今山東省費縣西北一帶。子路和冉有趕快跑來告訴孔子。
孔子責備說：“你們倆身為季康子的家臣，一定參與謀劃策動了吧？”
冉有趕緊否認說：“這完全是季康子的主意，我們兩人都不讚成。”
孔子說：“先王封顓臾為東蒙山的主祭者，一向是魯國的臣屬。如今魯國的邦域被三桓瓜分，季孫氏獨得兩份，叔孫氏和孟孫氏各取一份，隻剩下顓臾還算是公臣，竟還放不過它，季孫氏實在太過分了！你們兩人，深受季孫氏的器重，怎麼不盡全力勸諫呢？如果季康子不聽勸諫，你們倆就應當辭官不做。周任曾經說過，為官之前先權衡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後才就位；幹不了的話，就不幹。”
周任是周時的大夫，為人十分正直無私，嫉惡如仇，被後世很多為官從政者視為楷模。
孔子接著說：“這就好像替一個盲人引路，你眼看著他有危險，卻不去幫助他；眼看他將跌倒，卻不去扶持他。那麼，叫你來引路又有什麼用處呢？我覺得你們根本沒有盡到做臣子的責任。再打個比方，老虎逃出了籠子，珠寶箱裏的美玉碎了，難道說，看管的人就沒有一點責任嗎？”
冉有辯解說：“顓臾的城堡極為堅固，而且靠近季孫氏的費城，如果現在不把它攻下來，將來極有可能成為心腹大患。”
孔子乘機教訓他說：“一個國家不怕財富少，隻怕分配得不均勻；不怕人少，隻怕社會不安定。如果資源分配平均，就不會有貧困現象的出現；如果大家都能和睦相處，就不怕人民稀少。社會安定以後，政權才能穩固。假如遠方的人仍有不順服的話，就以文化道德來感召他們，他們自然會被吸收過來。你輔助季康子多年，卻不能使境內人民生活安定，也不能吸引遠人來歸。他妄動幹戈你卻不能勸諫。季孫氏的憂患不在顓臾，而是在內部啊！”
魯哀公十四年，齊君被弑的消息傳來魯國，又激發起孔子的正義感。
晏嬰死後，齊國逐漸由田氏掌權。齊景公死後，三傳至簡公。簡公即位後，分別任用田常和監止為相。監止很受簡公的寵信，田常十分嫉妒。公元前481年，即魯哀公十四年春天，監止在上朝途中偶然看見田氏族人殺人，於是將其拘捕，後來卻被田氏營救。監止深知自己已經得罪了田氏，懼怕報複，在簡公支持下，準備驅逐田氏。不想，監止的家仆竟將此事告訴了田常。5月，田常先發製人，率軍入宮，劫持簡公。監止率軍反攻，被田氏擊敗，監止出逃。田氏軍窮追不舍，情急下監止迷失方向，誤入田氏的封地豐丘，被田氏殺死。6月，齊簡公在倉皇逃往徐州的路上，被田常的追兵殺死。
簡公死後，田常立簡公的弟弟為君，即齊平公，自任宰相，繼續掌握齊國的實權。
孔子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叛臣逆子，所以這件事引起他極大的憤怒。他雖然久已不問朝政，此時卻按捺不住。孔子如臨大典，沐浴、更衣、整冠，入宮朝見哀公，鄭重其事地奏請哀公出兵懲治田常這個弑君的亂臣賊子。
哀公可不像孔子那麼富有正義感，他隻以利害得失為行動與否的前提。哀公考慮良久，找到一個借口說：“齊國強大，我們弱小，以弱攻強，恐怕沒有把握吧？”
孔子回答道：“魯國與齊國，情誼深遠，田常弑君，大逆不道，出兵討伐，名正言順。再說，齊國自景公以後，被弑的君王已有三人，目前舉國憤怨，情勢極為紊亂，附和叛臣的隻是少數。我們堂堂正正地前往征討，一定可以獲得齊國正義人士的追隨。誰勝誰敗，還不一定呢。”
哀公始終拿不定主意，何況，魯國的實權都掌握在三桓之手，尤以季孫氏的勢力最強。於是，哀公敷衍著說：“這件事牽涉頗廣，最好和季康子商量一下再作決定。”
孔子無奈，隻得退了出來，然後歎息著說：“我曾做過魯國的大夫，遇到這種事，我不能不說。但哀公不能做主，反要取決於季孫氏，真是可歎。”
孔子本來不願去見季康子，但責任在身，不容推卸，隻好硬著頭皮去找季康子。
季康子其實和田常沒有什麼分別，都是目無君上的權臣，並且他和田氏還有私誼，當然不肯讚同孔子的主張，但又不好反對得太過直接。因此，他以另一個理由婉拒了孔子的建議。他說：“田氏弑了齊君，隨即立他的弟弟繼位，這還是情有可原的。再說，這是他們國內政治上的紛爭，外人似乎不便幹涉，夫子以為呢？”
孔子已經看穿季康子的心思，知道此事是無能為力了，也就不再多說，憤然告辭而去。伐齊的事就此被擱置不提了。
孔子倦遊歸魯，雖不願出仕為官，但仍想以在野之身匡君救民，協助弟子從政。但伐齊一事之後，他見哀公如此懦弱無能，三桓以季孫氏為首，囂張跋扈，執掌朝政。如此情勢令孔子愈加心灰意冷，他準備用餘生的全部時間，傾注全部的精力和心血，致力於教育事業。他要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
這期間發生了幾件令他悲慟欲絕的事件。
公元前485年，即魯哀公十年，孔子67歲，尚在衛國之時，他的夫人亓官氏病逝。
公元前482年，孔子70歲時，他的獨子伯魚去世，享年50歲。伯魚留下一個兒子名叫孔伋，字子思。後來受學於曾子，也是著名的學者，被尊稱為述聖。《中庸》就是子思所作。
孔子在已逾古稀之年喪妻喪子，實在是人間最悲痛的傷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