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京劇院奉命撤銷，其中三十人奉調入京，並入總政實驗京劇團。此後，雖然該團的人事權仍歸軍隊調度，但漸漸過渡為由地方管理，生活上亦由地方承擔，稱為“雙管製”。
同年，實驗京劇團集體轉業為中國京劇院四團，完成了由部隊到地方的過渡（在此之前，該團是全軍唯一的京劇團，之所以保留下來，是因為總政領導認為解放軍官兵中畢竟漢族人多、喜歡京劇的人多，群眾基礎雄厚）。
轉業“地方”後，四團仍像以前一樣深受軍內外廣大觀眾的喜愛，人們親昵地叫它“老四團”。
老四團雖然沒有像梅蘭芳、馬連良那樣的全國一流演員，但劇團的陣容當時在全國的京劇院團中也是比較強大的，可以算得上人才薈萃、名角雲集。
四團有著名京劇老生李鳴盛，程硯秋關門弟子王吟秋；有著名梅派青衣、後調往上海京劇團的《海港》女主演李麗芳；有前輩名醜郭春山長子、出身“富連成”科班的銅錘花臉郭元汾；有馬連良先生的弟子、“馬派”傳人之一王和霖；有幼出天津“稽古社”科班的武生演員蔡寶華，師出著名武生蓋玉亭的王天柱，武生兼小生李榮安，名旦李蓉芳、班世超；更有文武老生兼老旦田文玉，花臉兼文醜殷元和，花臉張元奎，武醜郭金光、張正武、金玉恒，文醜徐鳴遠……
俞鑒是這批造詣極深的優秀演員之一。
“沒有第一流的演員，但有第一流的演出”。這是一些權威人士當年對老四團的評價。四團的演出的確與眾不同，舞台整潔大方，賞心悅目；開台鑼鼓鏗鏘悅耳，別具一格；演出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無論大戲小戲、文戲武戲，全台大小角色通力合作，配合默契，綠葉紅花，交相輝映，演來是那樣引人入勝。就連每一個龍套、宮女，化妝和扮相也都十分幹淨、講究。
今天，不知還有多少人知曉，就是這個當年聲名赫赫的“老四團”，竟是被原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馬玉槐同誌“搶”到寧夏的。
1958年，時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長的馬玉槐率四團出訪了巴基斯坦、錫蘭（現斯裏蘭卡）等國家。一路上，他對四團的優良作風和高超技藝讚不絕口。
回國不久，馬玉槐即受命組建寧夏回族自治區。離開北京前，周恩來總理問他還有什麼要求，馬玉槐一口提出要四團。周總理誇他“有眼力”，但也提出了一個“條件”：此團不能打散，待自治區建設穩定下來，還要完璧歸趙。
隨後，第一任寧夏文教局局長李微冬同誌親自帶人赴京，在四團召開動員大會，介紹寧夏的情況。他說寧夏是“塞上江南，魚米之鄉”，“東靠黃河西靠山”，有甘草、二毛皮等特產，是個好地方；說中央已批準成立寧夏回族自治區，十分需要文藝人才；還說寧夏目前隻有秦腔，還沒有一個專業的京劇團，歡迎大家到寧夏去工作。
石天團長也在會上給大家鼓勁兒：“寧夏是一張白紙，我們去後可以大有作為，好鋼要用在刀刃上……”
動員會隻開了十幾分鍾，會後讓大家表態，沒有一個人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或借故留在北京。家屬們也沒有任何異議。
當年8月，中國京劇院四團赴寧夏前夕，自治區領導向四團提出要作好到寧夏後分團的準備，以適應工作需要。為了培養新生力量，四團於8月13日開始在《北京日報》刊登廣告，公開招生，千餘名青少年前來應試。經過嚴格的初試、複試，錄取了四十名男、女學員，他們將與四團一道奔赴寧夏。
“劇團光榮的傳統，軍人雷厲風行的作風，上麵一聲命令，團裏的同誌就帶上家屬，帶上全部的家當，毅然決然地登上了開赴西北的列車。”許多年以後，一位老同誌這樣回憶說。
俞鑒的大兒子當時才一歲半，為了盡快適應新的環境，全力投入新的工作，夫婦倆把孩子送回浙江老家，暫時由母親撫養。
1958年9月下旬的一天，一列滿載原中國京劇院四團全體演職員和家屬的專列緩緩駛出北京站，向地處祖國大西北的寧夏奔馳而去。
車過包頭一帶，地貌漸漸顯現出一派蕭疏，碎石般的沙礫遍布荒涼的戈壁灘，山上光禿禿的，沒有樹木，也不見水流。這樣的景致，是自小生長在江南的俞鑒從未見過的。
三天後，專列徐徐停靠在當時僅有幾頂小帳篷的銀川火車站。由於沒有站台，一包包行李是從火車上直接“滾”到地上的。八十多名演職員，加上家屬和從北京招收的四十名學員，男女老少共二百多號人，拖家帶口地來到了寧夏。
俞鑒還記得，換乘汽車到老城的路上，兩邊白楊高聳，綠柳成行，湖泊片片，波光粼粼，景色很美。
來到現銀川市興慶區文化東街寧夏京劇團團址——一個狹長的大院子，大門口立著兩隻石獅子。據說這裏曾是寧夏的大軍閥馬鴻逵的住地，西隔壁是寧夏文工團（後改稱寧夏歌舞團）。文工團的同誌們站在大門口，列隊歡迎他們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