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皇帝是清廷入關後的第八位皇帝，也是清朝被推翻前的倒數第三位皇帝。此時，大清八旗軍揮師南平西征、凱歌高奏的時代早已經遠逝，康雍乾的繁華盛世也已不複存在，倒是英法等列強洋槍大炮的轟鳴聲在耳邊時斷時續。同治的即位非常難堪。他是在滿清皇室被外國侵略者趕出家門、父親客死他鄉、在承德避暑山莊確立了皇位後，才入主紫禁城的。在大清王朝建立200餘年之後，繼位皇帝在落難的路上接替王位，這本身就是皇帝的大不幸，國家的大不幸。更為不幸的是，返回北京後的皇帝，外有列強的侵奪，內有母親的淩駕，已經注定了6歲的“兒皇帝”一生的悲劇。清軍入關後，每個皇帝都隻有一個年號，同治皇帝卻是一個意外，從“祺祥”到“同治”的轉變，既意味著一場血腥，也是一個悲劇時代的開始。“同治”年號的使用，是一個悲劇時代的開始，它初意是“共同治理”，即兩宮皇太後共同垂簾治國，更為可悲的是，清政府逐步淪為西方列強的附庸，大清成為慈禧太後和西方列強“共同控馭”的對象。可憐的同治皇帝，反而成為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無事生非的他熱衷於吃喝玩樂、尋花問柳，年紀輕輕就丟了性命。他也因此登上了中國另類皇帝的名冊。
垂簾一簾幽夢
清代的曆史給人兩個突出的印象，一是近代中國落後挨打局麵的形成，清朝帶給我們這個擁有數千年輝煌文明的國家以屈辱和長時間的停滯。二是清朝的皇帝大都勵精圖治、兢兢業業，他們似乎完全不像明朝的皇帝那樣十之七八在悠然自得、甚至是渾渾噩噩中享受人間至尊的榮華富貴。這兩個對立的時代特征顯然無法用普通的邏輯關係來解釋，勤政卻導致亡國，這是曆史的悖論嗎？還是有其他複雜的原因？不可否認，這一時期世界大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歐美各國借近代工業革命的推動，操縱著堅船利炮，給古老的中華文化帶來滅頂之禍。然後，從清朝統治者內部看，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的落後挨打恰恰是由於我們自身的因素，而失去了與國際接軌、與國際同步發展的機會。早在“盛世”之期，乾隆皇帝的閉關鎖國、夜郎自大、虛偽另類已經埋下禍根。嘉慶時，懦弱無能的君臣們睜開惺忪的睡眼後，個個顯得手忙腳亂，不知所措。道光、鹹豐時代，政治腐敗，國勢大衰。正如孟森先生所說：“清至鹹豐朝，文恬武嬉，滿洲紈絝用事，伏莽遍地。清室本以八旗武力自豪，為英吉利武力嚐試，而旗籍大員之奸侫庸劣，無一不備。”此後，百姓揭竿而起，列強紛至遝來，喪權辱國的條約一個接一個地簽訂。內憂外患，相繼而起，在救亡圖存的關鍵之期，清朝的皇帝中卻又出了一個無法自恃、無事生非的傀儡——同治皇帝，中華帝國的悲慘命運又添上濃重的一筆。
單就入繼帝統、登上皇位而言，愛新覺羅·載淳無疑是清帝中最幸運的一位。從皇太極開始，清朝帝位的輪替就充滿了血腥與仇殺，載淳卻是在沒有任何競爭對手的情況下登上皇位的。但人生之大不幸則是他生不逢時。
載淳，鹹豐六年（1856年）生於紫禁城的儲秀宮，生母懿嬪葉赫那拉（即後來的慈禧太後）氏。載淳是鹹豐的長子，也是獨子，自然就成為皇位的唯一繼承人。
1856年的清王朝正在長江中下遊地區與勇猛的太平軍展開殊死的搏鬥，而英、法兩國在沙俄和美國的支持下也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不過，皇宮裏似乎還一如尋常，憑借智巧登上皇位的鹹豐最大的愛好仍然是聽戲，平寇禦侮那是臣子們的事。蹣跚學步的載淳的生活也就隻是吃喝玩樂。直到1860年的8月22日。父子二人被告知英法聯軍就要打到北京城了，便以“秋獮木蘭”為名，倉皇逃到承德避暑山莊。不久，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在京津地區大肆燒殺劫掠，商鋪搶劫一空，村鎮淪為廢墟。尤其是舉世罕見的圓明園被洗劫一空。皇宮亦岌岌可急。留守北京的恭親王奕被迫續訂和簽訂了比《南京條約》更為屈辱的賣國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城，開始直接影響和控製清政府。清政府則與外國侵略者公開聯手，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運動。